译文 所有奸臣都是想顺从君主的心意来取得亲近宠爱地位的。因此，君主喜欢的，奸臣就跟着吹捧；君主憎恨的，奸臣就跟着诋毁。大凡人的常性，观点相同的就相互肯定，观点相异的就彼此指责。现在臣子所赞誉，正是君主所肯定的，这叫做“同取”；而臣子所诋毁的，正是君主所憎恨的，这叫做“同舍”。取舍一致而互相对立的，还不曾听说有过。这是臣子用来取得宠幸的途径。奸臣能够凭借宠幸的地位来说毁或夸奖、提升或罢免群臣，如果君主没有法术来驾驭他，不用检验的方法来考察他，必会因为他过去和自己意见相同而轻信他现在的话，这是宠臣所以能够欺骗君主、营私舞弊的原因。所以君主在上面一定受蒙蔽，而奸臣在下面一定握重权，这就叫做控制君主的臣子。
国家有了控制君主的臣子，臣下就不能充分发挥智慧和力量来效忠君主，各级官吏也不能奉行法制来建立功绩。凭什么明白这些？安全有利的就去追求，危险有害的就要避开，这是人之常情。现在臣下尽力来建功，竭智来效忠的，结果自身困窘而家庭贫穷，父子都遭受祸害；行奸营利去蒙蔽君主，广事贿赂去投靠达官重臣的，自身尊宠，家庭富裕，父子都得到好处；人怎么能离开安全有利的大道而走向危险有害的地方呢？治国到了这么错误的地步，而君主希望下面没有奸邪，官吏遵守法令，不能办到是够明显的了。所以近臣知道忠贞老实不可能得到平安和利益，一定会说：“我凭忠诚老实侍奉君主，不断立功来求得平安，这等于瞎子想分辨黑白的真相，一定没有指望了；如果按照法术推行正理，不去趋炎附势，只去侍奉君主而求得平安，这等于聋子想辨别声音的清浊，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得不到平安，我怎能不结帮拉派、蒙蔽君主、作奸行私来迎合重臣呢？”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利益了。各级官吏也知道正直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凭清廉侍奉君主来求得平安，就像没有规矩而想画出方圆一样，—定没有指望了；假如凭守法、不结党营私、履行职责来求得平安，这就好比用脚搔头一样，更没有指望了。这两种做法都不能得到平安，能不违法营私来迎合重臣吗？”这样就一定不顾君主的法令了。所以为了私利去帮助重臣的人就多了，按照法制侍奉君主的人就少了。因此君主在上面陷于孤立而奸臣在下面结成死党，这就是田成所以能杀掉齐简公的原因。
懂得法术的人做臣子，能够献出法术的主张，对上彰明君主的法令，对下制服奸臣，以此来尊崇君主，安定国家。因此，法术主张能进献出来，赏罚制度接着就能实行了。君主真正懂得了圣人的法术，而不迁就世俗的言论，就会按照名实来判定是非，根据验证来鉴别言论。因此近侍宠臣，知道欺诈不可能求得平安，一定会说：“我如果不去掉奸私行为，尽心尽力去侍奉君主，而竟想通过相互勾结胡乱褒贬来求得平安，这好比背负千钧重担掉入万丈深渊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各级官吏也知道作奸营私不可能得到平安，一定会说：“我不用清廉方正来执行法令，竟用贪诈肮脏的心思违反法令来谋取私利，这好比从高山之顶坠入深谷之下还想逃生，一定没有指望了。”利害关系是这样清楚，近臣怎么敢用假话欺骗君主，而百官怎么敢用贪欲来鱼肉百姓？因此，臣子能够表达他的忠心而不蒙蔽君主，官吏能够忠于职守而没有怨言。这就是管仲能使齐国大治、商鞅能使秦国强大的原因。
由此看来，圣人治理国家，本来就有使人不得不爱我的办法，而不依赖别人出于爱而为我效力。依赖别人出于爱为我效力就危险了。依靠使人不得不为我效力才能平安。君臣之间没有骨肉之亲，如果凭正直态度可以得利，臣下就会尽力来侍奉君主；凭正直态度不可以求安，臣下就会营私来侵犯君主。明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设立赏罚措施来昭示天下，如此而已。因此君主虽然不亲口教化百官，不亲眼搜索奸邪，国家却已治理好了。作为君主，并非眼睛像离娄一样才算锐利，并非耳朵像师旷一样才算灵敏。假定眼睛不靠君主法术，而要等到亲眼看见才以为明白，看见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蒙蔽的方法。假定耳朵不靠君主权势，而要等到亲耳听到才以为清楚，听到的东西就少了；这不是不受欺骗的方法。作为明君，要使天下不得不为我看，不得不为我听。所以身处深宫之中，明察四海之内，而天下臣民不能加以蒙蔽和欺骗，为什么呢？因为愚昧混乱的办法废除了，耳聪目明的形势形成了。所以善于借势的，国家安定；不知借势的，国家就危险了。古代秦国的风俗，君臣废法而行私，因此国乱兵弱而君主卑弱。商鞅劝说秦孝公要变法易俗，倡明公道，奖励告奸，抑制工商，便利农耕。在这种时候，泰国百姓习惯于犯罪可以赦免、无功可以显贵的旧俗，所以轻易触犯新法。于是对违反新法的人刑罚严厉而坚决，对告发奸邪的人赏赐优厚而守信，所以奸邪的人没有不被发现的，遭受刑罚的人很多，民众怨恨，大家的责难每天都能听到。秦孝公不加理睬，坚持推行商鞅的法令。民众后来知道有罪必诛，而告发奸私的人多，所以民众没有敢犯罪的，刑罚也就没有对象施加了。因此，国家太平而兵力强盛，土地广大而君主尊贵。泰国所以治理得好，是因为对包庇罪犯的惩罚严厉，对告发奸私的赏赐优厚。这也是使天下人一定成为自己耳目的方法。最好的治国法术已经够明白了，而当代学者却一点也不懂得。
再说当代那些愚蠢的学者，都不懂得治和乱的实情，只会谍谍不休地引用古书，来扰乱当代的国家治理；他们的智谋不足以避开陷阱，却又胡乱攻击坚持法术的人。听信他们的言论就危险，采用他们的计谋就混乱，他们是愚蠢透顶的人，又是危害最大的人。他们和坚持法术的人一样都有善于谈说的名声，其实却差得很远，这就是名同而实质不同的例子。当代愚蠢学者和法术之士相比，就如同小土堆和大山陵相比一样，二者相差实在太元了。作为圣人，能够了解是非的实情，明察治乱的真相。所以他治理国家时，明正法令，设置严刑，用来解救百姓的祸乱，消除天下的灾难，使强不欺弱，众不侵寡，老年人们得享天年，幼子孤儿得以成长，边境不受侵犯，君臣亲密相处，父子互相护养，没有死亡和被俘的忧患，这也是最重大的功绩啊！愚蠢的人不懂这些，反而看作残暴。他们固然希望安治，却反对达到安治的方法；都厌恶危险，却又喜欢造成危险的原因。怎么知道这些？严刑重罚，是百姓所厌恶的，但又是国家得以治理的方法；怜惜百姓减轻刑罚，是百姓所喜欢的，但又是国家陷入危险的途径。圣人以法治国，必定违反世俗而顺应真理。懂得的人，就会赞同原则而违背世俗；不懂的人，就会违背原则而赞同世俗。天下懂得的人少，这个原则就成为错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