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一道喝酒 一起听流浪者为我们唱他写的新歌 我们写诗 眼红肿着 谈我们肝肠寸断的祖国 为一位热爱的俄国诗人或阿根廷盲者 整晚谈论图书馆失窃的可能 我们聊彼此欣赏的女孩 从那些眼神里猜谁的希望大 然后我等各奔东西 然后每早八点准时上班 经受蹂躏 然后我等各自娶亲 盘算本地楼价 每月花销的最低可能 多年之后 我读到他寄来的早年诗作和信 说现在 已很少再写 我当时真愤怒呵 这就是 他妈的人们所说的“大好年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