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真草书迹，微须留意。江南谚云：“尺牍书疏，千里面目也”承晋宋馀俗，相与事之，故无顿狼狈者。吾幼承门业，加性爱重，所见法书亦多，而玩习功夫颇至，遂不能佳者，良由无分故也。然而此艺不须过精。夫巧者劳而智者忧，常为人所役使，更觉为累。韦仲将遗戒，深有以也。
王逸少风流才士，萧散名人，举世唯知其书，翻以能自蔽也。萧子云每叹曰：“吾著《齐书》，勒成一典，文章弘义，自谓可观，唯以笔迹得名，亦异事也。”是位风流才子，潇洒不受约束的名人，所有的人都只知道他的书法，而其他方面特长反而都被掩盖了。萧子云常常感叹说：“我撰写了《齐书》刻印成一部典籍，书中的文章弘扬大义，我自以为很值得一看，可是到头来却只是因抄写得精妙，靠书法使我出了名，也真是怪事。”
王褒出身高贵门第，才华横溢，文思敏捷，后来虽然到了北周，也依然得到礼遇。因为擅长书法，他常为人书写，困顿於碑碣之间，辛苦於笔砚之役，他曾后悔说：“假如我不会书法，可能不至於像今天这样劳碌吧？”由此看来，千万不要以精通书法而自命不凡。话虽如此，地位低下的人，因写得一手好字而被提拔的事例很多。所以说：道业不同的人，是不能互相谋划的。
梁武帝秘阁珍藏的图书、字画散失以后，我见到了很多王羲之、王献之的真书、草书作品，家里也曾获得十卷。看了这些作品，才知道陶隐居、阮交州、萧祭酒等人的字，无不是学王羲之的字体格局，可见王羲之的字应是书法的渊源。萧祭酒晚年时的字有所变化，改变的就是转向王羲之年轻时所写的隶书。
两晋、刘宋以来，人们大多通晓书法，所以一时形成了风气。在人们中互相产生了影响，所有的书籍文献都写得楷正可观。即使难免出现个别俗体字，但损害不大。直到梁武帝天监年间，这种风气也没有改变，到了大同末年，异体错讹之字大量出现。萧子云改变字的形体，邵陵王常使用错别字；朝野上下都风起效仿，作为模式，画虎不成反类犬，造成很大的损害。一个字简化成只有几个点，有的将字体随意安排，任意改变偏旁的位置。从此以后的文献书籍几乎没法看。北朝经历了长期的兵荒马乱以后，书写字迹鄙陋不堪，加上擅自造字，字体比江南的还要粗俗笨拙。以至於市的将“百”、“念”两字组合替代“忧”字，“言”、“反”两字相组合替代“变”字，“不”、“用”两字组合替代“罢”字，“追”、“来”两字组合替代“归”字，“更”、“生”两字组合替代“苏”字，“先”、“入”两字组合替代“老”字。像这样的情况不是个别的，而是在书中到处可见。只有姚元标擅长於楷书、隶书，专心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跟从他学习的门生很多。到了北齐末年，掌管典籍文献的官吏所抄写的字体，就比以前的时候强多了。
江南民间流传有《画书赋》一书，是陶隐居的弟子杜道士撰写的。这个人不怎么认识字，轻率地规定字体的法则，假托名师，世人以讹传讹，信以为真，很是误人子弟。
擅长绘画，也是件好事，从古以来的名士，很多人有这本领。我家曾保存有梁元帝亲手画的蝉、雀白、团扇和马图，也是旁人很难企及的。梁元帝的长子萧方等专门善於画人物肖像，画在座的宾客，他只要用笔随意点染，就能画出几位逼真的人物形象。拿了画像去问小孩，小孩都指出画中人物的姓名。还有萧贲、刘孝先、刘灵除了精通文章学术之外，也善於绘画。赏玩古今名画，确实让人爱不释手。但如果善於作画的人官位还未显贵，则能绘画就会常被公家或私人使唤，作画也就成了一种下残的差使。吴县顾士端身为湘东王国的侍即，后来任镇南府刑狱参军，他有个儿子名叫顾庭，是梁元帝的中书舍人，父子俩都通晓琴棋书画，常被梁元帝使唤，时常感到羞愧悔恨。彭城有位刘岳，是刘橐的儿子，担任过骠骑府管记、平氏县令，富有才学，为人爽快，绘画技艺独一无二，后来跟随武陵王到蜀地，下牢关战败，就被陆护军弄到枝江的寺院里去画壁画，和那些工匠杂处一起。如果这三位贤能的人当初都不会绘画，一直只致力於清高德雅的事业，怎么会受这样的耻辱呢？
弓箭的用处，可以威震天下，古代的帝王以射箭来考察人的德行，选择贤能。同时也是保全性命的紧要事情。江南的人将世上常见的射箭，看成是武夫的射箭，所以儒雅的书生都不肯学习此道。另外有一种比赛用的射箭，弓的力量很弱，箭身较长，设有箭靶，宾主相见，温文尔雅，作揖相让，举行射礼。这种射箭对於防御敌寇，一点没有益处。经过了战乱之后，这种“博射”就没人玩了。北方的文人，大多数会“兵射”，不只是葛洪能一箭可以追杀贼寇，三公九卿宴会时常常赐射箭的优胜者。射箭技术的高低，关系到荣誉与赏赐。尽管这样，用射箭去猎获飞禽走兽这种事，我仍不愿意你们去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