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太宗初即位，中书令房玄龄奏言：“秦府旧左右未得官者，并怨前宫及齐府左右处分之先己。”太宗曰：“古称至公者，盖谓平恕无私。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①。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②。故知君人者，以天下为公，无私于物。昔诸葛孔明，小国之相，犹曰吾心如称，不能为人作轻重，况我今理大国乎？朕与公等衣食出于百姓，此则人力已奉于上，而上恩未被于下，今所以择贤才者，盖为求安百姓也。用人但问堪否，岂以新故异情？凡一面尚且相亲，况旧人而顿忘也！才若不堪，亦岂以旧人而先用？今不论其能不能，而直言其嗟怨，岂是至公之道耶？”
【注释】
①丹朱、商均，子也，而尧、舜废之：尧知道儿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所以将帝位传给了舜。舜之子商均亦不肖，舜就将帝位传给了禹。
②管叔、蔡叔，兄弟也，而周公诛之：管叔名鲜，蔡叔名度，都是文王的儿子。后因挟商纣之子武庚作乱，周公便杀了管叔，流放了蔡叔。
【译文】
唐太宗刚即位时，中书令房玄龄上奏说：“秦王府的老部下没有做上官的，他们都埋怨陛下，说前太子宫和齐王府的部下都比他们早先安排了官职。”太宗说：“古时候所谓的大公无私，是指宽容公正而无私心。丹朱、商均是尧、舜的儿子，而尧、舜却废黜了他们，管叔、蔡叔是周公的兄弟，而周公却把他们杀掉。由此可知，作为治理百姓的君主，要以天下为公，不存偏私之心。从前诸葛孔明，只是蜀国的丞相，他还说‘我的心就像秤那样公平，不能因人而轻重有别’。何况我如今治理一个泱泱大国呢？我们的衣食都出自百姓，这就是说，百姓的人力已奉献给了朝廷，而我们的恩泽却没有遍及民间，如今朝廷之所以要选择贤才，就是要安抚百姓。用人只问是否有能力胜任，怎能因亲疏、新旧关系而区别对待呢？凡是见过一面的人尚且感到亲近，何况是旧的下属，怎会一下子就忘掉呢？如果才能不堪胜任，怎能因为是旧的下属而先任用？如今你们不谈论他们能不能胜任，而只说他们有怨言，这难道是至公之道吗？”
【原文】
贞观元年，有上封事者，请秦府旧兵并授以武职，追入宿卫。太宗谓曰：“朕以天下为家，不能私于一物，惟有才行是任，岂以新旧为差？况古人云：‘兵犹火也，弗戢将自焚。’汝之此意，非益政理。”
【译文】
贞观元年，有人上书请求把秦府旧兵都授予武职，补充进宫中做侍卫。太宗说：“我以天下为家，不能偏私于一人。只要有才能德行的人就任用，怎能因为新旧关系而有所分别呢？况且古人说：‘士兵就像火一样，不控制就会把自己烧死。’你的提议，对治理国家没有好处。”
【原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尝被召，不解佩刀入东上阁门，出阁门后，监门校尉始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议，以监门校尉不觉，罪当死，无忌误带刀入，徒二年，罚铜二十斤，太宗从之。大理少卿戴胄驳曰：“校尉不觉，无忌带刀入内，同为误耳。夫臣子之于尊极，不得称误，准律①云：‘供御汤药、饮食、舟船，误不如法者，皆死。’陛下若录其功，非宪司所决；若当据法，罚铜未为得理。”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何得以无忌国之亲戚，便欲挠法②耶？”更令定议。德彝执议如初，太宗将从其议，胄又驳奏曰：“校尉缘无忌以致罪，于法当轻，若论其过误，则为情一也，而生死顿殊，敢以固请。”太宗乃免校尉之死。
是时，朝廷大开选举，或有诈伪阶资者，太宗令其自首，不首，罪至于死。俄有诈伪者事泄，胄据法断流以奏之。太宗曰：“朕初下敕，不首者死，今断从法，是示天下以不信矣。”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太宗曰：“卿自守法，而令朕失信耶？”胄曰：“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知不可，而置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臣窃为陛下惜之。”太宗曰：“朕法有所失，卿能正之，朕复何忧也！”
【注释】
①准律：法律规定。
②挠法：徇私枉法。
【译文】
贞观元年，吏部尚书长孙无忌（长孙皇后的哥哥）曾经被皇帝召见，不解下腰间的佩刀，向东走上阁门，走出阁门之后，监门校尉才发觉。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由于监门校尉没有觉察，其罪行该当死，无忌失误地带刀进入，判刑两年，罚铜二十斤。太宗听从了他的建议。大理少卿戴胄反驳道：“校尉没有察觉，无忌带刀进入，同样是失误，臣子位于极度尊贵的地位，不可以称之为是失误，按照律法上说的：‘供给皇上汤药，饮食，舟船，失误不按照法规的人，都应当死。’皇上如果要将功折罪，从轻处理，这便不是司法部门所能够决定的；如果应当按照律法，罚款铜不符合法理。”太宗说：“法律，不是我一人的法律，是天下的法律，怎么能够因为无忌是皇亲国戚，便想要变动法律呢？”让臣子们更改命令订立议案。德彝坚持他原来的想法，太宗即将跟从他的建议，胄又驳斥道：“校尉因为无忌的缘故以招致罪害，按照法律当从轻处理，如果讨论他的过失和错误，则是为了感情的缘故，然而生死差距巨大，（所以）我才敢于顽固地请求。”太宗于是免了校尉的死罪。
这个时候，朝廷大力开展选择察举（的活动），有干过奸诈虚伪的事情的人，太宗命令他们自首，不自首（的人），判罪则至死，偶尔有奸诈虚伪的人事情败露，胄根据法律判断他的罪行并予以奏告。太宗说：“我开始下命令，不自首的死罪，如今根据法律来作决断，这向天下显示政府没有信用。”胄说：“皇上应当立即杀了他们，不是我能够做到的，既然已经交付司法部门处理，我不敢不按照法（来执行）。”太宗说：“你自己守法，却让我失信于天下吗？”胄说：“法律是国家用来向天下人布道他的大信用的，说话（只）是说话的时候喜怒的表现而已，皇上发动整个朝廷的愤恨，而许诺杀他们，既然知道不可以，却将他放到司法部门来解决，这是人主小的愤恨而存留大的信用，我私下认为皇上应当珍惜它。”太宗说：“我的法律有过失，你能够纠正它，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忧呢？”
【原文】
贞观二年，太宗谓房玄龄等曰：“朕比见隋代遗老，咸称高颎①善为相者，遂观其本传，可谓公平正直，尤识治体，隋室安危，系其存没。炀帝无道，枉见诛夷，何尝不想见此人，废书钦叹！又汉、魏已来，陛下有时做的一些小事，不想让别人知道，就以威严和权力压人，以此来消除舆论。只要做得对，让老百姓知道又何妨呢？如果做得不对，掩盖又有何用？所以谚语说：“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若要人不听见，除非自己不说。”做了却想不被人知，就像遮住眼睛捕捉麻雀，掩住耳朵去偷铃，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其实是荒唐可笑的举动。又有什么好处呢？我又听说，没有永远动荡的国家，没有不能治理的百姓，国君的善恶是根据教化的厚薄而定的，所以大禹、商汤时天下太平，夏桀、商纣时天下大乱；周文王、周武王时国泰民安，周幽王、周厉王时遭到危亡。所以古代圣明的帝王，尽心尽力却不埋怨别人，严于律己不苟责臣下。所以说：“大禹、商汤责备自己，故国家兴旺；夏桀、商纣怪罪别人，所以迅速灭亡。”苛责过多，与恻隐之心相违，其实是为奸邪开辟了方便之门。汉代温舒曾上书说狱吏太残酷，只可惜不被采纳，我听说过尧专门设置了进谏用的锣鼓，大禹树立了提意见用的木头，商汤有专门处罚官吏过错的史富，周武王在桌几、盘碟、盆盖上写有告诫自己要谨慎的铭文，这样做是防微杜渐，虚心接受各方意见的表现。魏武帝说：“有德的君王高兴听到逆耳的忠言，他们亲近忠臣，厚待进谏的臣子，斥退小人，是希望保全自身和国家，避免灭亡的灾害。”凡是承受天命君临天下的国君，纵使做不到君臣同德、上下一心，难道不想保全自己和国家，避免灭亡吗？然而自古以来能够功成名就、建立伟业的国君，没有不靠君臣上下同心同德、虚心纳谏、改正错误的。
【原文】
昔在贞观之初，侧身励行①，谦以受物。盖闻善必改，时有小过，引纳忠规，每听直言，喜形颜色。故凡在忠烈，咸竭其辞。自顷年海内无虞，远夷慑服，志意盈满，事异厥初，高谈疾邪，而喜闻顺旨之说；空论忠谠②，而不悦逆耳之言。私嬖③之径渐开，至公之道日塞，往来行路，咸知之矣。邦之兴衰，实由斯道。为人上者，可不勉乎？臣数年以来，每奉明旨，深惧群臣莫肯尽言。臣切思之，自比来人或上书，事有得失，惟见述其所短，未有称其所长。又天居自高，龙鳞难犯，在于造次，不敢尽言，时有所陈，不能尽意，更思重竭，其道无因。且所言当理，未必加于宠秩，意或乖忤，将有耻辱随之，莫能尽节，实由于此。虽左右近侍，朝夕阶墀④，事或犯颜，咸怀顾望，况疏远不接，将何以极其忠款哉？又时或宣言云：“臣下见事，只可来道，何因所言，即望我用？”此乃拒谏之辞，诚非纳忠之意。何以言之？犯主严颜，献可替否，所以成主之美，匡主之过。若主听则惑，事有不行，使其尽忠谠之言，竭股肱之力，犹恐临时恐惧，莫肯效其诚款。若如明诏所道，便是许其面从，而又责其尽言，进退将何所据？欲必使乎致谏，在乎好之而已。故齐桓好服紫，而合境无异色；楚王好细腰，而后宫多饿死。夫以耳目之玩，人犹死而不违，况圣明之君求忠正之士，千里斯应，信不为难。若徒有其言，而内无其实，欲其必至，不可得也。
【注释】
①侧身励行：倾斜身体，忧惧不安，谨慎小心，砥砺言行。
②忠谠：赞赏忠直。
③私嬖（bì）：营私偏爱。
④朝夕阶墀（chí）：墀，台阶，也指阶面。这里指早晚守在帝王身旁。
【译文】
以前在贞观初期，陛下兢兢业业身体力行，虚怀若谷，谦虚待人。因为您闻善必行，即使偶尔有小过失，都可以接纳忠言规谏，每当听到直言良谏，都会喜形于色。因此只要是忠烈之士，都竭尽自己的忠诚来进谏。但近年来，四海升平，外族降服，陛下志得意满，处理事务就跟以前不同了。尽管口中高谈阔论自己如何痛恨邪恶，却只喜欢听阿谀之辞，空口说倡导直言敢谏的行为，却厌恶逆耳之言。私心渐起，公道日消，路上来往的普通百姓，都知道了这种变化。自古国家兴盛与衰亡，无不因此而起。作为至高无上的君主，怎能不小心警惕呢？我数年以来，每次接到圣明的旨意，都非常担忧群臣不能竭尽忠诚直言国政的得失。我认真思考了这个问题，发现近来臣子上书，不敢畅所欲言。如果所述之事有所出入，就只看到您批评他的缺点，而不见表扬其长处的。再加上您的地位至高无上，龙鳞难犯，臣子偶尔有机会，也不敢轻率进言，即使有时上书，也不能全部表达其意，事后再想进言，却找不到机会了。而且就算自己所说的合情合理，也未必能加官晋爵得到荣宠；但是如果万一忤逆圣意，就会落到耻辱的结局。群臣不能尽忠直言，可能就是因此而起的。即使您左右的侍从，与您朝夕相处，但遇到触犯龙颜之事，都心怀顾虑。更何况一些被疏远的下臣百姓，又怎么竭尽自己的忠恳之意呢？您曾经宣称：“臣子有事，只管前来进谏，但为什么任何意见，都希望我能采纳呢？”这其实是拒绝进谏之辞，而非接纳忠言的意思。为什么这样说呢？臣子冒着顶撞圣上的危险进谏，实则在成就君王的美名，纠正君王的过失。如果君主一听见直谏心里就不痛快，所提的建议也未必能实行，即使让臣子们尽情直言心中所想，竭尽全力辅佐帮助，仍然会担心他会恐惧而不能尽忠。如果像陛下的诏书那样，就是一方面要臣子顺从自己言行，一方面又要臣子能够直言敢谏，不知道这样臣子应该根据什么样的标准来进退呢？要想使臣下大胆进谏，关键在于君主是否真正喜好这样做。因此过去齐桓公喜欢穿紫色的衣服，结果国境之内的臣民再没有穿其他颜色的服饰。楚王喜欢细腰的美女，结果后宫佳丽很多都因节食而饿死了。像这些供耳目之娱的行为，国人尚且宁愿豁出性命去追求，何况是明君征召天下忠诚中正之士，那些忠诚中正之士不远千里来应招，必定并非难事。如果只是一句空话罢了，而没有切实实行的打算，却要想听到臣下的忠言，是万万不可能的。
【原文】
太宗手诏曰：
省前后讽谕，皆切至之意，固所望于卿也。朕昔在衡门①，尚惟童幼，未渐师保之训，罕闻先达之言。值隋主分崩，万邦涂炭，惵惵②黔黎，庇身无所。朕自二九之年，有怀拯溺，发愤投袂，便提干戈，蒙犯霜露，东西征伐，日不暇给，居无宁岁。降苍昊之灵，禀庙堂之略，义旗所指，触向平夷。弱水、流沙，并通轩之使；被发左衽，皆为衣冠之域。正朔所班，无远不届。及恭承宝历，寅奉帝图，垂拱无为，氛埃靖息③，于兹十有余年，斯盖股肱罄帷幄之谋，爪牙竭熊罴之力，协德同习，以致于此。自惟寡薄，厚享斯休，每以抚大神器，忧深贵重，常惧万机多旷，四聪不达，战战兢兢，坐以待旦。询于公卿，以至隶皂，推以赤心。庶几明赖，一动以钟石；淳风至德，永传于竹帛。克播鸿名，常为称首。朕以虚薄，多惭往代，若不任舟楫，岂得济彼巨川？不藉盐梅，安得调夫五味？赐绢三百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