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声音。如同人的心性气质一样。各不相同。通过人的声音而判断人的心性气质，这样一来。人的聪慧愚笨、贤能奸邪就可以判断出来了。
1辨音识才
（1）曾国藩重用罗萱
罗萱，字伯宜，湘潭人。父汝怀，道光十七年（1837）拔贡，曾任过芷江学训导，候选内阁中书，以学行闻于时，著有《湖南褒忠录》。罗萱生有夙慧，工诗文书法，能传其父学。为诸生，屡列优等。倡导经世之学，领湖南诗坛风骚数百年、著名的封疆大吏贺长龄，以“家风不可及”闻名遐迩的邓显鹤、沈道宽对他都很器重。
曾国藩奉命办团练，招揽人才之时，“湘乡奇伟非常之士，争自创磨立功名，肩相摩，指相望”。罗萱是最早应募到曾门的人之一，传说当时每天都有百十人到营中报名，曾国藩一一召见，问询长短，稍有才能的人都留了下来。一天，曾国藩已召见多人，倦极不见客。正在似睡非睡时，忽听外面有吵声，起身向窗外一望，但见一位身材不高，只穿一件单衣的青年人被守门人拦住。青年人声音朗朗，气质非凡，但任凭怎样讲，守门人仍不放行。青年人也不气馁，大有不见曾国藩不罢休的气势。正在僵持之际，曾国藩推门而出，并喊住守门人，对罗萱说：“听君的声音爽朗圆润，必是内沉中气，才质非凡之人。”遂将罗萱引入上宾之位，俩人叙谈起来。随后，曾国藩立即决定让罗萱掌管书记，日常文牍往还也一并交给了他。
曾国藩率湘军东下时，罗萱以亲老欲辞，但曾国藩写信请他入府，并说：“今专足走省，敬迓文旆，望即日戒涂，惠然遄臻，无为曲礼臆说所误。蟾蜍裹沙而不行，於菟腾风而万里。士各有志，不相及也。千万千万！祷切祷切！”咸丰五年（1855）曾国藩入南昌，重整水师；后进屯南康，设置楚师三局，制造弹药武器，又设船厂，建内湖水师。四月，罗萱随曾国藩经吴城南康。六月，在青山营次与塔齐布会商军务。七月，随曾国藩吊唁湘军著名将领塔齐布。
塔齐布是与罗泽南齐名的湘军将领。姓托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受都统乌兰泰器重，由火器营护军升三等护卫。咸丰六年（1856）发湖南，以都司用。次年秋，以守长沙功，署中军参将。当时曾国藩用，原名李怡。宪宗李纯的第十三子，与穆宗李恒为兄弟关系，是敬宗李湛、文宗、武宗李炎的叔父，出生于810年，卒于859年。会昌六年（846）三月即皇帝位，是为唐宣宗，在位14年。
宣宗李忱是一位宽厚待人的皇帝。他喜欢走访民间，由此得知他的下属在政治方面的优劣，并从中提拔政绩优秀的官吏。
有一次，唐宣宗到北苑去打猎，路过一片树林时，看见8个樵夫刚打完柴，正在休息闲唠。唐宣宗便停住马走过去和樵夫们说起话来。经过闲谈，宣宗知道他们是泾阳县的人，他便乘机问樵夫们：“泾阳县令是谁？”樵夫们回答：“是李行言。”又问：“为政如何？”樵夫们又回答：“李县令为人正直，敢作敢为，有一次，有五六个强盗抢劫百姓财物后，怕官府查罪，便躲进北司军营中。李行言派衙役去抓强盗，军营中的将领说什么也不肯放人。李行言毫不惧怕，冲进军营抓住了强盗，并将藏匿强盗的将领打了几十大板，还判处了强盗的死刑，百姓们无不为之称快！”唐宣宗听了以后，将李行言的名字记在心中，打猎回到宫中，便将李行言的名字写在帖子上并将它挂在殿柱上。
两年以后，唐宣宗任命李行言为海州郡守，李行言进宫拜谢皇恩。唐宣宗问他说：“卿是否在泾阳县当过官？”李行言说：“是，当过二年泾阳县令。”唐宣宗听后非常高兴，吩咐左右说：“取紫金赐予李行言。”李行言非常纳闷，不知为何要赐金于他，但是又不敢随便问皇帝。这时，唐宣宗笑着对李行言说道：“卿可知道朕为何赐金于你？”李行言一听正是自己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连忙奏请说：“臣不知。”唐宣宗命人从殿柱上揭下写有李行言名字的帖子，拿给李行言观看，并对他说起了事情的原委。最后说，这些紫金就是奖赏他的政绩的。李行言听后非常激动，决心尽力尽责以报效朝廷知遇之恩。
又有一次，唐宣宗到城西去打猎，走到渭水边时，看到在祠庙外围着一群百姓。走近一看，是一些上了岁数的老者在设斋拜佛。他觉得非常奇怪，既不是斋日，也不是祈风求雨的时节，为什么要拜佛呢？于是，唐宣宗下马，走进佛堂去向那些老者询问缘由。一个老者告诉他说：“我们是醴泉县的百姓，县令是李君爽，他治政有方，体恤民情，是个非常清廉的父母官。但是他的任期已满，我们想要留住他，准备到郡府去请求再将他留任。我们来此拜佛，祈求佛爷保佑我们能留住李君爽。”唐宣宗听后，为有李君爽这样的下属所感叹。回到宫中，又将李君爽的名字写到了屏风上。
唐宣宗始终没有忘记醴泉百姓拜佛求留李君爽的情景。因此，后来中书省两次呈报任免醴泉县令，唐宣宗都未批准。过了一年之后，怀州刺史的职位空缺，中书省请求派任。唐宣宗亲笔写下御书：“醴泉县令李君爽可任怀州刺史。”对于一个小小醴泉县令，宣宗能够如此了解，使他的文武大臣大惑不解。直到李君爽上任前来拜谢皇恩，唐宣宗重赏了他，并说起打猎遇到百姓求佛一事，李君爽和文武众臣才明了其中的缘故。
能否选准人才，合理使用人才，关键在于了解人才，知人才能善任，对于人才不了解，不清楚，有无才能和政绩也不知道，那么用准用好人才也就无从谈起。在这方面，唐宣宗的做法值得借鉴。
（6）唐宣宗与令狐绚论面察刺史
《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九中记载：
令狐绚（字子直，京兆华原人。唐宣宗大中四年起为宰相，在位10年）拟李远杭州刺史，上曰：“吾闻远诗云：‘长日惟消一局棋’。安能理人！”绚曰：“诗人托此为高兴耳，未必实然。”上曰：“且令往试观之。”
上诏刺史毋得外徙，必令至京师，面察其能否，然后除之。令狐绚尝徙其故人为邻州刺史。便道之官。上见其谢上表，以问绚，对曰：“以其道近，省送迎耳。”上曰：“朕以刺史多非其人，为百姓害，故欲一一见之，访问其所施设，知其优劣以行黜陟。而诏令既行，直废格不用，宰相可畏有权！”时方寒，绚汗透重裘。
上述这段对话的意思就是说，唐宣宗时，宰相令狐绚拟定李远为杭州刺史，唐宣宗对令狐绚说：“我听说李远有这样的诗句：‘长日惟消一局棋。’他怎么能够去治理人民呢！”令狐绚说：“诗人用这样的诗句来表达自己的高兴心情，其实不一定是这样。”宣宗说：“暂且让他到杭州上任，试试看。”
接着唐宣宗下命令说，刺史不得在地方上直接转任。必须让他们回到京师，由他当面考察其是否能够胜任，然后才能得以任命。令狐绚曾经把他的一位老朋友调到附近的州任刺史，他这位老朋友没有回京师就顺路到任所上任去了。宣宗看到他的表示感谢的奏章后，就此询问令狐绚。令狐绚回答说：“因为他到任所的道路比较近，所以直接去上任了。免得回到京师还要迎送。”宣宗说：“朕鉴于各地刺史中很多人不适合担任这种职务，是百姓的祸害，所以想要一一召见他们，当面询问他们的施政方针，了解他们的德才情况是否称职，以便进行提升或者降免。可是我的命令已经颁布实行，你竟敢置之不理，你是宰相，有权，可怕呀！”当时正值天寒气冷，令狐绚吓得冷汗直流，湿透了厚厚的皮袄。
上面唐宣宗和令狐绚的这段对话，是大中十二年（858）十月发生的事。州刺史是地方的高级官吏，不同于朝廷大臣，皇帝可以通过日常临朝奏报及办理政务去接触了解他们。唐宣宗为了更好地了解各个刺史的品德和办事能力，采取了当面考察的办法，这的确是一种有效的工作方法，也是了解人才的一种好方法，确实值得当政者借鉴。
（7）明宣宗朱瞻基慎用人才
我国古代历史上，有过不少历史盛期，正如史书上所说，“明有仁宣，周有成康，汉有文景，清有康乾”。“明有仁宣”，便指的是明朝仁宗和宣宗时期，把社会推上了太平盛世。
明宣宗，即朱瞻基，明仁宗长子。永乐九年（1411）立为皇太孙，永乐二十二年（1424），仁宗即位后，立为皇太子。1425年5月，仁宗病死，朱瞻基即皇帝位。
朱瞻基即皇帝位之后，逐步感到明朝旧制有许多弊端，应该进行改革。改革从何着手呢？朱瞻基经过派出人员进行视察得知，各州县的官员多是庸才，更有一些人贪赃枉法，无恶不作，民愤极大。并且进一步认识到，产生这种状况的主要原因，在于选拔官吏制度上的弊端，必须加以改革。
过了一段时间，吏部给明宣宗朱瞻基呈上一个关于任命苏州等九郡新知府的名单让其审批。上早朝的时候，明宣宗朱瞻基问吏部尚书说：“你们对这九个人是否做了详细考核？”尚书郭进出班回答说：“苏州等九府，历称最为难治的地方。此番确定人选，颇费斟酌。”明宣宗问：“那么，这九个人选可以胜任吗？”郭进不得不实说：“并非最优秀的人选。”明宣宗朱瞻基一听非常生气地训斥道：“这么重要的事情，是可以马虎的吗？”郭进辩解说：“官吏升迁，限于资格，因此受到限制，如无圣上明示，不敢越级选拔。”朱瞻基听后一想，祖制如此，也不能只怪吏部。于是说：“那就将此事缓一缓吧。”然后对其他大臣说：“各部、院负责官员都可以举荐人才，只要你经过考察认为这个人德才兼备，不论级别高低，均可破格提拔。只是，朕所要的可是具有真才实学的人才！”
对于明宣宗朱瞻基的上述改革，朝野上下互相传颂、议论着，但是文武大臣却感到了沉重的压力，他们不荐不行，荐出的不是人才也不行，将来不胜任犯了律条要受到牵连，只好认真仔细地去考察选拔人才。
经过一段时间，被推荐的人选名单和履历材料呈到了皇帝那里，明宣宗又找内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侍郎等人集体研究，确定下来后再由吏部正式任命。到任之前，明宣宗又亲自一一召见他们，鼓励他们秉公办事，克勤克俭，清正廉洁，爱民如子。并向他们明确指出，如要发现某人贪赃枉法，一律斩首。
新官赴任后，明宣宗朱瞻基又分别派出巡抚和都察到各地去考察他们的政绩。半年后的考察结果表明，这批官员都做出了比较突出的政绩，百姓也比较拥护。例如苏州知府况钟，到任之后不久就查处了多起州官的贪赃枉法事件；对考察了解到的许多弊政，都一一加以改革；特别是通过访查，了解到百姓感觉租赋过重，于是，对于苏州各县农民不合理的负担40万担租赋上报奏免，减轻了农民的压力。另外，他不侵上峰，亲自绑缚不法皇宫太监送往北京皇宫交皇帝处理。对于他的事迹，朝廷上下广为传颂。宣宗十分注意广招人才，为了表达他思贤求才的愿望。他曾亲作《猗兰操》一首赐给大臣。他在序中说：“孔子自卫返鲁，见兰之茂与众草为伍，自叹生不逢时而作《猗兰操》。朕今虑山林岩谷之贤亦有怀才不遇者，故拟作此诗。”诗中写道：“兰生中谷兮，晔晔其芳；贤人在野兮，其道则光。嗟兰之茂兮，与众草为伍。呜呼，贤人兮，汝其予辅。”在宣宗的大力倡导下，文武大臣向宣宗举荐了大批清廉正直的官员出任府、州长官，他们多数为明王朝的兴盛做出了贡献。
经过上述选拔官吏的改革和实践，明宣宗朱瞻基便下令以后选人用人均仿效此法。
（8）康熙坚持考察起用人才
康熙（1654—1722），是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的年号。他是清朝很有作为的皇帝，非常懂得治国安邦必须善于举贤用人的重要意义。因此，他始终坚持在考察之中擢用人才。
康熙在位期间，噶尔丹叛乱，他三次率军亲征。在三次亲征噶尔丹的战争中，他对随军将领和官吏的实际能力亲自进行了比较详尽的考察。他从西路军主将费扬古巧设伏军大败噶尔丹，取得重大胜利的过程中，发现费扬古有勇有谋，具有统帅三军，领兵作战的指挥才能。回来后，便给费扬古晋升一等公（即封爵名称）。在康熙第二次亲征噶尔丹时，发现绿旗总兵官王化行，队伍整齐，战功卓著。因此，在第三次亲征噶尔丹时，便破格提拔王化行为军中总参，同时，对于那些无能的官吏如户部侍郎思格色等实施罢免，有一次，康熙命思格色去塞外负责挖井供水。康熙问思格色一口水井大约能够供多少人马饮用；思格色迟迟回答不出来，于是康熙立即革去他的官职，并当众指出：“思格色为官昏聩无能，心中无数，令其居官何用？”
康熙在位期间，曾多次巡行外地，查访吏治，体察民情。他在巡行江南时，路经河南某城，当地官吏为了迎接圣驾，整顿交通，作出临时规定，凡是皇帝要走的道路，以划线为界，分左中右三路通行。左右两路，官商百姓可以自由往来行走，中路作为御道，只供皇帝专行，任何人不准走动，并贴出布告，命令官民皆知，家喻户晓，不得违犯，否则依法严惩，同时还派出典吏沿路巡视警戒。布告贴出的当天中午，一个官员冒犯规定，骑马沿中路行走。典吏对其进行劝阻，他非但不听，反而鞭打典吏，并声称他是当今皇帝的太监。这位典吏不畏权贵，执法如山，立即喝令左右将这位太监拉下马来，狠打50大板。府台大人听说此事后，认为一定大祸临头，忙令左右给典吏戴上刑具，等候皇帝处置。康熙进城得知此事后。马上召来典吏，亲自为其取下刑枷，并倍加赞扬。当即宣布，破格提拔典吏为四品巡抚。
康熙二十四年（1686），张伯行考中进士，经康熙面试后，授予内阁中书职务，不久又调中书科任中书；康熙四十二年（1704），被任命为山东济宁道行政长官。张伯行上任时，正值当年闹饥荒，百姓穷困潦倒，无法生计，张伯行立即把自己家里的钱粮运到灾区，并赶制许多棉衣，救济灾民。康熙皇帝下了分道救灾的命令，张伯行分管汶上、阳谷两县。他给灾民发放了22600多石救济粮。为此，布政使责备张伯行擅自做主，并提出罢免张伯行职务的弹劾奏章。张伯行对布政使的错误行径进行了严厉驳斥，使弹劾风波得以平息。康熙四十六年（1707），康熙皇帝南下巡视，赐给张伯行“布泽安流”的金榜，不久，提升张伯行为按察使。1708年，康熙皇帝再次南下到苏州巡视，他对随从大臣们说：“我听说张伯行为官十分清正廉洁，这样的人才十分难得啊！”当时就命令苏州所在地的督抚举荐贤能的官员，但是这位督抚却没有举荐张伯行。康熙皇帝于是召见张伯行说：“我早就了解你，他们不举荐，我自己来举荐。以后，你居官而善，天下的人就会明白我是知人善任的。”于是提拔张伯行为福建巡抚，赐给他“廉惠宣猷”的金榜。
张伯行德才兼备，为官清正廉明。他在救灾中，能够为灾民着想，独自做主发放了大量救济粮。这本是件大好事，却遭到布政使的弹劾。他刚正不阿，毫不畏惧，可谓有胆有识。但是，就是这样一位贤能之才，却得不到他的上司苏州督抚的举荐。如果不是康熙具有爱才之心、识才之慧眼，那么，张伯行这个人才也就只好被埋没。
康熙皇帝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位明君。他深知人才对于治国安邦的重要作用，因此，他非常善于从考察中发现人才，并能大胆起用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聪明才智。这为加强、巩固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9）乾隆私访任用贤才
清代乾隆即雍正帝第四子爱新觉罗·弘历。出生于1711年，卒于1799年。他25岁即位，85岁禅位，89岁去世，是历史上年龄最大，也是有所作为的一位皇帝。
乾隆皇帝在位60年，无论在武功还是在文治方面，都取得了重大的建树。据统计，在经济方面，到乾隆中期，已经达到鼎盛阶段，全国耕地达到6000余万顷，人口达到近3亿，库存银两到乾隆五十五年已由康熙时的5000余万两达到了8000万两。在疆土上，西跨葱岭，西北达巴尔喀什湖北岸，北接西伯利亚，东北至黑龙江以北的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到南海诸岛。在这个境域之内，除顺天府和盛京外，还划有直隶（河北）等18个行省的内蒙古等几个边疆特区。其国土的辽阔和国势的强大，国内各民族人民经济、文化的联系，都是以往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乾隆时期之所以取得上述丰功伟绩，关键在于乾隆帝能够善于发现人才，正确使用人才。他在选拔人才时，经常采用微服私访的方式去掌握他们的德才情况。
当时，常州有位杨瑞莲，此人是乡间一儒，善长篆隶之学，蜇居乡里，一直怀才不遇。他有一位亲戚叫梁诗正，在朝廷做官，他便前往京师去投奔这位亲戚找点事做。恰好此时朝廷开设了一个两清古鉴馆，将内府所藏的古鼎尊彝壁等青铜器加以图绘并摹录铭文成书。梁诗正便推荐杨瑞莲入馆充当缮写官。这年8月13日，馆中人多去参加乡试，只有杨瑞莲一人留在馆中。午后，推门进来一位头戴青纱小帽的人，徐徐来到杨瑞莲面前。杨瑞莲不知此人是谁，寒暄几句之后便坐下继续缮写文章。这时，这个人便和杨瑞莲随便闲谈起来。这人打听到馆中其他人都去参加乡试后，便问杨瑞莲为何单单留下来不去参加。杨瑞莲回答说：“唯恐内庭有传写之事，所以留下来伺候。”这人又问了杨瑞莲的姓名、籍贯及何人引荐入馆等，杨瑞莲便一一详告。问了这些事后，这个人就对杨瑞莲说：“先生，能将你写的东西拿给我看一下吗？”杨瑞莲便拿出自己所写的东西送给这个人看，这个人看后颇为赞赏。正当此时，几位内侍闻声寻来，杨瑞莲才知此人原来就是乾隆皇帝。杨瑞莲急忙连连叩头谢罪，乾隆笑着颔首离去。第二天，他召见梁诗正说：“你的那位亲戚杨瑞莲非常坦诚，篆、隶也很好，不能参加乡试，十分可惜，可赏给举人。”梁诗正顿首拜谢。这样，乾隆帝一个诏令，杨瑞莲便也成了举人。后来，杨瑞莲为缮修《两清古鉴》做出了贡献，书成之后被提拔为湘潭令。以后，杨瑞莲便以其善书自恃，得罪了一名显宦，这位显宦便寻机弹劾他。乾隆闻奏，立即朱批：“杨瑞莲诚实人，予所深知，所参不准。”便将原奏退了回去。可见，乾隆皇帝是多么爱惜人才！如果执政者没有爱才之心，那么人才怎么能够聚集其身边并尽心为其服务呢？
3.辨声听音以知其人
“声音”，在现代来讲，是一个词，一般不把它分作“声”和“音”来讲。也有“声”和“音”的区别，“声”与“音”各有所指，各有侧重点，还不能一概而论。《冰鉴》分两章来分别论述“声”与“音”的特点。
《冰鉴》认为，“声”与“音”的区别是：
人开口之时发出来的空气振动产生“声”，此时空气受振动的密度大、质量高，发音器官最紧张；闭口之后，余下来仍在空气中振动而产生的是“音”，此时空气振动密度已经减小，发音器官已松弛下来，是“声”传递的结果，为“声”之余韵，正如平常人们所说的“余音绕梁”。《冰鉴》用“声主‘张’，寻发处见；音主‘敛’，寻歇处见”这句话来表述这个意思。
《灵山秘叶》中有这么几句话：
察其声气，而测其度；
视其声华，而别其质；
听其声势，而观其力；
考其声情，而推其征。
其中的“声气”，略同于声学中的音量，通过“声气”粗细，察看人的气度，“声势”相当于声学中的“音长”，“声势”壮者，其力必大；“声华”相当于声学中的音质音色，“声华”质美，则其人性善品高。“声情”相当于带感情的声音。人的喜怒哀乐等七情在语音中必然有所表现，即“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因此，由音能辨人之“征”，即心情状态。
《冰鉴》中说：“辨声之法，必辨喜怒哀乐。”前面谈到，人的喜怒哀乐，必在声音中表现出来，即使人为地极力掩饰和控制，但都会不由自主地有所流露。因此，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人的内心世界，是比较可行的一种方法。
那么“喜怒哀乐”又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呢？
“喜如折竹”，竹子由于它自身的韧脆质地的特点，“折竹”就有哗然之势，清脆悦耳，又自然大方，不俗不媚，有雍容之态。
“怒如阴雷起地”，阴雷起地之势，豪壮气迈，强劲有力，不暴不躁，有容涵大度之态。
“哀如击薄冰”，薄冰易碎，但破碎之音都不散不乱，也不惊扰人耳，有悲凄不堪击之像，但不峻不急，有“发乎情，止乎礼”之态。
“乐如雪舞风前”，风飘雪舞，如女子之临舞池而衣带飘飘，不胜美态，雪花飞舞之时轻而不狂不野，柔美而不淫不荡，具有轻灵飘逸的潇洒之态。
钟响与锣鸣，属于雄声即阳刚之声，声音粗壮，气势宏大，然而“钟”声洪亮沉雄，远响四方，余韵不绝，悦耳愉心，所以为“贵”；而“锣”声则声裂音薄，荒漫沙嘶，余韵了无，刺耳扎心，所以为“贱”。
雉鸣与蛙鸣，都属于雌声即阴柔之声，声音轻细，如旷野闻笛。然而“雉”声清越悠长，声随气动，有顿有挫，抑抑扬扬，同样悦耳动听，所以为“贵”；而“蛙”声则聒聒噪噪，喧嚣嚎叫，声气争出，外强内竭，同样刺耳扎心，所以为“贱”。
从以上可知，无论雄声还是雌声，都有贵贱之分。有的相书以雄声为贵，而以雌声为贱，有笼统不细、不分清浊精细之嫌，实为大谬。
“远听声雄”，是说其声有山谷之呼应，表明其必气魄雄伟，赋情豪放；“近听悠扬”，是说其声如笙管之婉转，表明其人必多才多艺，智慧超群；“起若乘风”，是说其声有如雄鹰之翱翔，表明其人必神采飞扬，功名大就；“止如拍琴”，是说其声如孔雀之典雅，表明其人必闲雅冲淡，雍容自如。——以上皆为“声”之最佳者，所以被作者定为“上上”。
“大言不张唇”（严格地说，这是不可能的，应该是“大言却不大张唇”）是谨慎稳重，学识深厚，养之有素的表现；“细言若无齿”，表明其必温文尔雅、精爽简当、成熟干练。——以上为“声”之佳者，所以被作者定为“上”。
荒郊旷野，一牛孤鸣，沉闷散漫，有声无韵，粗鲁愚妄之人，其“声”大抵如此；夜深人静，群鼠偷食，声急口利，咯咯吱吱，尖头小脸之人，其“声”与此相似。至于“字句相联。喋喋利口”，足见其语无伦次，声无抑扬，其人必幼稚浅薄，无所作为；“齿喉隔断，喈喈混谈”，足见其吞吞吐吐，不知所云，其人必怯懦软弱，一事无成。——以上“声”相，当然属于下等，所以作者才不屑一顾地说：“何足比较”！
这一章文辞优美，见解精辟，很能体现曾国藩的文笔风貌。曾国藩以应举发迹，文人气息很浓厚，深爱治学，不但勉励家人儿子要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自己也是清后期湘派文学的代表，著述论学，都有较大成就，所编《十八象诗钞》与五代的萧统所编的《文选》一前一后，遥相呼应，都是古代文字整理汇编优秀的先本。从这儿，可窥见其文学才华的一斑。
古有《论声》篇云：夫人之有声，如钟鼓之响，器大则声宏，器小则声短。神清则气和，气和则声润，深重而倒畅也。神浊则气促，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故贵人之声，多出于丹田之中，与心气相通，浑然而外达。丹田者，声之根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是知声发于根，而见如表也。若夫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勇而有节。大如洪钟腾韵龟鼓振音；小如玉水飞鸣，琴弦奏曲。见其色则猝然而后动，与其言久而后应，皆贵人之相也。
小人之言，皆发于舌端之上，促急而不达。何则？急而躁，缓而涩，深而滞，浅而燥。火大则散，散则破，或轻重不均，嘹亮无节，或睚眦而暴，繁乱而浮；或如破钟之响；败鼓之鸣；又如寒鸦哺雏，鹅鸭哽咽；或如病猿求侣，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狂如青龟夜噪；如犬之吠，如羊之鸣，皆浅薄之相也。男有女声亦贫贱，女有男声亦妨害。然身大而声小者凶，或干暴而不齐者谓之罗网。声大小不均，谓之雌雄。声或先迟而后急，或先急而后迟，或声未止而气先绝，或心未举而色先变，皆贱之相也。无神定于内，气和于外，然后可以接物，非难言有先后之叙，而辞色亦不变也。苟神不安而气不合，则其声先后之叙，辞色挠矣，此不美之相也。夫人禀五行之殂，则气色亦其五行象也。故土声深厚，而木声高唱，火声焦烈，水声缓急，而金声和润。又曰声轻者断事无能，声破者作事无成，声浊者谋运不发，声低者鲁钝无文。清泠如江中流水者极贵，发音洪亮，自觉如瓮之响声，主五福备。
诗曰：
木声高温火声焦，
和润金声最富饶。
言语却如深瓮里，
水声圆急韵飘飘。
贵人声音出丹田，
气质喉宽响亦坚。
贫贱不离唇舌上，
一生奔走不堪言。
声大无形托气而发，贱者浮浊，贵者清越。太柔则怯，太刚则折。隔山相闻，圆长不缺，斯乃贵人远见风节。身小声雄，位至三公。身大声小，寿命折天。声如破锣，田产消磨，声如火燥，奔波无靠。男儿声雌，破却家资，女人声雄，夫位不宁。
《太情神鉴》认为：
人有声犹钟鼓之响，若大则声宏，若小则声短。神清气和，则声温润而圆畅也。神浊气促，则声焦急而轻嘶也。
故贵人之声，出于丹田之内，与心气和通，汪洋而外达，何则？丹田者，声之根也。心气者，声之端也。舌端者，声之表也。夫根深则表重，根浅则表轻。
若夫贵人之声，则清而圆，坚而亮，缓而烈，急而和，长而有力有威。若音大如洪钟发响，音小似寒泉飞韵，接其语则粹然而后动，与之言则悠然而后应。是以声之善者，远而不断，浅而能清，深而能藏，大而不浊、小而能新，余响激烈，笙簧宛转流行，能圆能方，如斯之相，并主福禄长寿。
若夫小人之声，发于舌端，喘急促而不远，不离唇上，紊杂而断续，急而又嘶，缓而又涩，深而带滞，浅而带躁，或大而散，或如破鼓之声。或如寒鸡哺雏，尊似孤雁失群，细如蚯蚓发吟，大似寒蝉晚噪。雄者如犬暴吠，雄者似单雁孤鸣。如斯之声，皆为浅薄也。或男作女声细者，一世孤穷；女作男声暴者，一世妨害。
古人认为，人既然有五行之分，声音也有五行之别。《照胆经》指出：
金声：韵长清音响，远闻完润则贵，破则贱。
木声：韵条达，初全终散，沉重则贵，轻则贱。
火声：韵清烈条畅不濡，圆润而慢则贵，焦破而急则贱。
水声：韵清响急长，细则贵，重浊则贱。
土声：韵厚重，源长响亮，远闻则贵，近细则贱。
关于声音和人的性格、命运的关系，总结如下：
雌雄声：大小不均，主下贱；
罗网声：干暴不齐，主贫贱；
声音太轻：主断事无能；
声音如破：主作事无成；
声音混浊：主谋运不佳；
声音太低：主鲁钝无如；
声音太柔：主性格怯懦；
声音太刚：主早夭少寿；
声小身大：主凶而早夭；
声雄身小：主位至三公；
声如破锣：主家业难立，田产消尽；
声如火燥：主一生奔波无靠；
男人女声：主性格轻浮，家资破尽；女人男声：主性格缺乏女性的温柔；克妨丈夫；声音清泠如涧中流水：主大责；声音响亮如瓮中之响：五福俱备。
4.言语察人名家集粹
通过语言来观察别人，也是观人术的一个重要类型。这里先追本溯源，叙述一下《易经·系辞》中的“六辞”和《孟子》中“知言”的记载如下：
《易经·系辞下》里说：一个人将要背叛你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惭愧歉疚；一个人心中有疑惑的时候，他的语言一定是支支吾吾，躲闪逃避；吉祥有福的人一定是沉默寡言；躁动不安的人一定是唧唧喳喳，说起来没完没了；诬陷别人的人，一定是讲话游移不定；没有立场、没有原则的人讲话一定是理不直、气不壮，唯唯诺诺。
《孟子·公孙丑篇》里说：不全面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片面性在哪里；过分的言辞我知道它的失误处在哪里；不合正道的言辞我知道它与正道分歧之处在哪里；躲躲闪闪的言辞我知道它的理屈之处在哪里。
王伯厚所著《困学纪闻》里说：“修饰言辞贵在心诚；如果是内在的修饰就是心诚意恳，如果是外在的修饰就是花言巧语了。《易经》很重视言语，《系辞上》以沉默而告终，是培养其诚恳；《系辞下》在“六辞”处结束，用以考验其是否诚恳；文辞并不仅限于言语，而是包括古往今来语言、文字！”我认为《易经》的六辞之法既然是考验人诚实与否的办法，那《孟子》的四辞之说应该也不会是例外，只不过孔子作《易经·系辞》的时候，诸子百家还没有兴盛起来，应该主要是通过言语观察人；至于孟子的时代，天下的学子不是信奉扬朱，就是信奉墨子，而且还有告子论述人性的言论，许行重视农业的言论，张仪、公孙衍、淳于髡之辈游说骋辩；而且上述这些人大都有著作传世，那么孟子“辞而辟之”的说法，就仅仅是言语了！但是言语却不能不包括在文辞之中，下面列表示意：
修其内——诚实——默而成之，不言而行，文辞——成德之人。
修其外——巧诈——惭愧，支吾，多言，游词，屈穷。
——将要叛乱的人，心中有疑惑的人，急躁的人，诬陷他人的人，
失其所守的人。
按照上面的列表看来，先民德行全备的人，可以做到不言而信，沉默恭行；所以孔子看见温伯雪子而不发一言，大概观察人，开始时并不需要听他说话才予判断；再次一等的才需要观察他的言语，也就是《论语》所说“一开始的时候，我对于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就信他会做什么”；再次一等就是观察他的言语而不足以评判他的行为，就是《论语》中所说“现在我对于一个人是听到他讲什么后再看他干什么”；最下一等的就是，看到他的行动，众人都不相信，但这已超出通过言语观人察士的范围了；内在修养和外在修养的区别就是这样，企图观人察士的人可以进一步考察！
至于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言语来断定一个人的贤能与否、聪明愚笨、祸患福气，这样的历史事实很多，例如《春秋左氏传》鲁襄公十四年记载：卫国的国君：“他真是一个奇才。将军可以与他谈一谈，如果觉得不满意，再让他走也不晚。”李恕让郑注去拜访王守澄，开始王守澄还面带怒容，等到交谈起来，郑注能言善辩，纵横捭阖，所说的话都合乎他的心意，于是王守澄顿生相见恨晚的感觉，后来王守澄入朝做枢密使，郑注于是很受重用。御史李款上折弹劾郑注对内结交宦官，对外结交大臣，要求将他交付司法部门查办，十天之内，他接连上呈了几十个奏章。王守澄知道后，把郑注藏在于右军中。中尉官韦元素等都非常憎恶郑注，左军将佐李宏楚对韦元素说：“郑注奸佞狡猾，天下无双，如果不能趁他在卵壳的时候除掉他，一旦羽翼丰满，肯定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因为御史弹劾他，藏在军中，请让我以您的名义去找他，就伪称您有口疾，让他给治疗一下，我们趁机抓住他。”韦元素认为这样很好，就让李宏楚去找他。郑注来了以后，先是点头哈腰，接着，奸佞的话语便像泉水一样喷涌而出，韦元素不知不觉地便握住了他的手，显得很亲热，听他谈话都忘了疲倦，最后赠给他很多金银布帛并送走了他。
《汉书·儒林传·申公传》：皇上让使者在车上装上了布帛宝玉，用蒲草包裹住车轮子，赶着四匹马驾的车去迎接申公，他的两个弟子赵绾、王臧坐着轻便的驿车跟随。接回后，申公去参见皇上，皇上向他询问治理国家的事情。申公这时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他回答说：“把国家治理好不在于说得多，而是在于多做实事。”这时皇上正喜好文章辞赋一类事，听了申公的回答，沉默了起来。但既然已把申公召来了，便任命他为中大夫，安排在鲁邸居住，商议政教之事。太皇窦太后喜欢老子的理论，不喜欢儒术，她寻找到赵绾、王臧的过错责备皇上说：“这是想重新做新垣平啊！”皇上因此废掉了政教之事，撤了赵绾、王臧的官职，他们全都自杀了；申公也因病免官回家，几年后便死了。
5.人性有别论辨有道
古语说“一样米养百样人”，世上没有两片一样的树叶，人物也是如此。从性格上去分类，或是从专长上去分类，彼此的质性都不可能相同，必有差别。因为质性不同，所以在谈话与辩论时，必定会发生种种的偏差、疏失与障碍。我们要善于抓住这些偏差，分析其中的道理，即可以用来认识人。
刘邵认为天下有四理。明识四理的人分为四家：道理家、事理家、义理家、情理家。由于不明于理而会产生“情有九失”、“流有七似”，“说有三失”、“难有六构”等在人物交往过程中所产生的诸多困难，由此而总结出通天下之理的八种能力，即“八能之通”。
话要说得妥当，事情要处理得宜，就必须讲求一个“理”字。可是我们把一件事放在众人面前讨论，很难获得一致的看法。甚至有许多观点完全对立，针锋相对，互不退让，导致不欢而散。原来的讨论会到最后变成辩论会，甚至发生观点战，这种事现在从地方到中央都存在。
为什么会演变成这种情况呢？主要因为人多、道理多之故。人一多，彼此材质不同，所持的观点就会不一样，甚至对立，所以说“人才异则情诡”；至于道理多，你认为你有理，他认为他有理，如此就很难沟通了，所以说“理多品则难通”。
彼此无法沟通，互不接受对立的观点，那么要讲求意见上的统一就相当困难了。在本节中讨论了以下几个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