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纪三十八肃宗孝章皇帝上建初元年（丙子、76）
汉纪三十八汉章帝建初元年（丙子，公元76年）
[1]春，正月，诏兖、豫、徐三州禀赡饥民。上问司徒鲍昱：“何以消复旱灾？”对曰：“陛下始践天位，虽有失得，未能致异。臣前为汝南太守，典治楚事，系者千余人，恐未能尽当其罪。夫大狱一起，冤者过半。又，诸徙者骨肉离分，孤魂不祀。宜一切还诸徙家，蠲除禁锢，使死生获所，则和气可致。”帝纳其言。
[1]春季，正月，章帝下诏，命令兖州、豫州、徐州等三州官府开仓赈济饥饿的难民。章帝问司徒鲍昱：“怎样消除旱灾？”鲍昱答道：“陛下刚即位，即使有失当之处，也不会导致灾异出现。我先前曾任汝南太守，负责审理楚王之案，在当地拘禁了一千多人，这些囚犯恐怕不是全都有罪。大案一发，被冤枉者往往超过半数。此外，由于被流放的人和亲属分离，死后的孤魂得不到祭祀。我建议，让流放者全都返回家乡，除去不准作官的禁令，使死者生者各得其所，这样便可召致祥和之气，消除旱象。”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校书郎杨终上疏曰：“间者北征匈奴，西开三十六国，百姓频年服役，转输烦费；愁困之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宜留念省察！”帝下其章，第五伦亦同终议。牟融、鲍昱皆以为：“孝子无改父之道，征伐匈奴，屯戌西域，先帝所建，不宜回异。”终复上疏曰：“秦筑长城，功役繁兴；胡亥不革，卒亡四海。故孝元弃珠崖之郡，光武绝西域之国，不以介鳞易我衣裳。鲁文公毁泉台，《春秋》讥之曰：“先祖为之而已毁之，不如勿居而已’，以其无妨害于民也；襄公作三军，昭公舍之，君子大其复古，以为不舍则有害于民也。今伊吾之役，楼兰之屯兵久而未还，非天意也。”帝从之。
校书郎杨终上书说：“近年在北方讨伐匈奴，在西方开通三十六国，致使百姓连年服事徭役，转运繁巨而费用浩大。忧愁苦难的人民足以感动天地，陛下应当留意省察！”章帝将杨终的奏书下交群臣讨论。第五伦也同杨终的意见一致，而牟融、鲍昱都认为：“孝顺之子不改父亲的主张。讨伐匈奴、屯驻西域，都是先帝的决策，不应有所变化。”杨终再度上书说：“秦始皇修长城，工程浩大，徭役频征，胡亥不改前代政策，终于失去了天下。因此，孝元皇帝放弃了珠崖郡，光武皇帝拒绝了西域各国的归附，不能让鱼鳖去掉鳞甲，而穿上我们的衣服。春秋时，鲁文公拆毁了泉台，《春秋》讥讽道：‘先祖造台而子孙自毁台，还不如只留着它不去居住。’这是由于泉台的存在不会妨害人民。鲁襄公曾建立三军，而被鲁昭公裁撤，君子却赞扬他的复古举动，认为不裁撤便会妨害人民。如今在伊吾屯田和在楼兰驻防的士卒久不还乡，这不合上天之意。”章帝接受了他的意见。
[2]丙寅，诏：“二千石勉劝农桑；罪非殊死，须秋按验。有司明慎选举，进柔良，退贪猾，顺时令，理冤狱。”是时承永平故事，吏政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于重。尚书沛国陈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乃上疏曰：“臣闻先王之政，赏不僭，刑不滥；与其不得已，宁僭无滥。往者断狱严明，所以威征奸慝；奸慝既平，必宜济之以宽。陛下即位，率由此义，数诏群僚，弘崇晏晏，而有司未悉奉承，犹尚深刻；断狱者急于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于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夫为政犹张琴瑟，大弦急者小弦绝。陛下宜隆先诗经》、《书经》、《仪礼》、《易经》和《春秋》。如今天下太平，学者们得以完成事业，但那些只知分析注释文章辞句的人，却破坏了《五经》的主旨。应当依照石渠阁的先例，重新研究宏扬经书大义，作为后世永久的法则。”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冬季，十一月壬戌（十一日），章帝对太常下诏说：“命诸将、大夫、博士、郎官及儒生们在白虎观集会，就众人对《五经》的相同与不同的见解进行讨论。”章帝命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命发问，侍中淳于恭向上奏报，由章帝亲自出席，作出裁决，将结果记录下来，撰成《白虎议奏》。著名儒家学者丁鸿、楼望、成封、桓郁、班固、贾逵及广平王刘羡都曾参与此会。班固是班超之兄。
五年（庚辰、80）
五年（庚辰，公元80年）
[1]春，二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诏举直言极谏。
[1]春季，二月庚辰朔（初一），出现日食。章帝下诏，命令举荐“直言极谏”��敢于直率批评朝廷的人士。
[2]荆、豫诸郡兵讨中蛮，破之。
[2]荆州、豫州诸郡郡兵讨伐中蛮人，打败蛮人叛军。
[3]夏，五月，辛亥，诏曰：“朕思迟直士，侧席异闻，其先至者，各已发愤吐懑，略闻子大夫这志矣。皆欲置于左右，顾问省纳。建武诏书又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今外官多旷，并可以补任。”
[3]夏季，五月辛亥（初三），章帝下诏说：“朕希望会见正直的人士，侧坐在席上，聆听新的言论。先来到的，都已倾吐各自的愤懑，朕大致了解贤才们的志趣了。朕打算将你们全都安排在身边，以备顾问咨询。但光武皇帝在诏书中曾说：‘尧以任职能力来考察官员，而不单看他们的言论和文字。’如今地方上有很多官员出缺，你们可一并去补充接任。”
[4]戊辰，太傅赵熹薨。
[4]五月戊辰（二十日），太傅赵熹去世。
[5]班超欲遂平西域，上疏请兵曰：“臣窃见先帝欲开西域，故北击匈奴，西使外国，鄯善、于即时向化，今拘弥、莎车、疏勒、月氏、乌孙、康居复愿归附，欲共并力，破灭龟兹，平通汉道。若得龟兹，则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前世议者皆曰：‘取三十六国，号为断匈奴右臂。’今西域诸国，自日之所入，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贡奉不绝，唯延耆、龟兹独未服从。臣前与官属三十六人奉使绝域，备遭艰厄，自孤守疏勒，于今五载，胡夷情数，臣颇识之，问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汉与依天等。以是效之，则葱领可通，龟兹可伐。今宜拜龟兹侍子白霸为其国王，以步骑数百送之，与诸国连兵，岁月之间，龟兹可禽。以夷狄攻夷狄，计之善者也！臣见莎车、疏勒田地肥广，草牧饶衍，不比敦煌、鄯善间也，兵可不费中国而粮食自足。且姑墨、温宿二王，特为龟兹所置，既非其种，更相厌苦，其势必有降者；若二国来降，则龟兹自破。愿下臣章，参考行事，诚有万分，死复何恨！臣超区区特蒙神灵，窃冀未便僵仆，目见西域平定，陛下举万年之殇，荐勋祖庙，布大喜于天下。”书奏，帝知其功可成，议欲给兵。平陵 臣曰：臣子的罪恶，莫过于欺骗君主，所以圣明的君主痛恨这种行为。孝章皇帝称窦宪的行为无异于指鹿为马，这是对的；然而他最终不能降罪于窦宪，那么奸臣在哪里受惩诫呢！君主对待臣子，困难在于不知道谁是邪恶之辈，假如已经知道而又将他赦免，那还不如不知道更好。为什么这样讲？奸臣为非作歹而君主不知，奸臣心中还有所畏惧；君主已知而又不能予以处罚，奸臣便明白君主不值得畏惧，就会放纵大胆而无所顾忌了！因此，已知良臣而不能任用，已知恶人而不能铲除，乃是君主的大戒。
[6]下邳周纡为雒阳令，下车，先问大姓主名；吏数闾里豪强以对数。纡厉声怒曰：“本问贵戚若马、窦等辈，岂能知此卖菜佣乎！”于是部吏望风旨，争以激切为事，贵戚局，京师肃清。窦笃夜至止奸亭，亭长霍延拔剑拟笃，肆詈恣口。笃以表闻，诏召司隶校尉、河南尹诣尚书谴问；遣剑戟士收纡，送廷尉诏狱，数日，贳出之。
[6]下邳人周纡被任命为洛阳令。他下车伊始，首先询问当地大族的户主姓名。下属官吏便历数里巷豪强的姓名向他报告。周纡厉声怒喝：“我问的本是象马家、窦家那样的皇亲国戚，难道会管这些卖菜的贩夫吗！”于是下属官吏按照他的意图，争着用激烈的手段行事。贵戚们畏缩不安而举止收敛，京城不法行为绝迹，秩序井然。窦笃曾夜行到止奸亭，遭到亭长霍延的阻拦。霍延拔剑指向窦笃，并肆意谩骂。窦笃将此事上报章帝。章帝下诏，命司隶校尉、河南尹去见尚书，接受申斥责问；派武装士兵逮捕周纡，押送廷尉诏狱。数日后，将他赦免释放。
[7]帝拜班超为将兵长史，以徐干为军司马，别遣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邑到于，值龟兹攻疏勒，恐惧不敢前，因上书陈西域之功不可成，又盛毁超：“拥爱妻，抱爱子，安乐外国，无内顾心。”超闻之叹曰：“身非曾参而有三至之谗，恐见疑于当时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责邑曰：“纵超拥爱妻，抱爱子，思归之士千余人，何能尽与超同心乎！”令邑诣超受节度，诏：“若邑任在外者，便留与从事。”超即遣邑将乌孙侍子还京师。徐干谓超曰：“邑前亲毁君，欲败西域，今何不缘诏书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7]章帝任命班超为将兵长史，徐干为军司马。又另派卫候李邑护送乌孙使者回国。李邑到达于阗时，正值龟兹进攻疏勒，他因恐惧而不敢前进，便上书声称西域的功业不可能成功，还大肆诋毁班超，说班超：“拥爱妻，抱爱子，在外国享安乐，没有思念中原之心。”班超听到消息后叹息道：“我虽不是曾参，却碰到曾参所遇的三次谗言，恐怕要受到朝廷的猜疑了！”于是将妻子送走。章帝知道班超的忠心，便严厉斥责李邑说：“纵然班超拥爱妻，抱爱子，而思念家乡的汉军还有一千余人，为什么能都与班超同心呢！”章帝命令李邑到班超那里听候指挥，并下诏给班超说：“如果李邑在西域能够胜任，就留他随从办事。”但班超却随即派李邑带领乌孙送往汉朝做人质的王子返回京城。徐干对班超说：“先前李邑亲口诋毁阁下，想要破坏我们在西域的事业，如今为何不以诏书为理由将他留下，另派其他官员送人质呢？”班超说：“这话是多么的浅陋！正是因为李邑诋毁我，所以如今才派他回去。我自问内心无愧，为什么要怕别人的议论！为求自己称心快意而留下李邑，不是忠臣所为。”
[8]帝以侍中会稽郑弘为大司农。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系。弘奏开零陵、桂阳峤道，自是夷通，遂为常路。在职二年，所省息以亿万计。遭天下旱，边方有警，民食不足，而帑藏殷积。弘又奏宜省贡献，减徭费以利饥民；帝从之。
[8]章帝将侍中会稽人郑弘任命为大司农。以往，交趾州所属的七个郡向京城输送贡品，全都经东冶渡海运来。海上风浪颠簸，航程艰险，不断发生船沉人亡的事故。于是郑弘上书，建议开辟零陵、桂阳的山道。自此，从交趾到内地畅通无阻，这条路便成为常用的干线。郑弘在任两年，节省了亿万经费。当时全国大旱，边疆又有警报，人民粮食不足，但国库充实，积存的物资很多。郑弘还上书提出应当免除若干地区的进贡，减轻徭役开支，以利于饥民。章帝采纳了他的建议。
元和元年（甲申、84）
元和元年（甲申，公元84年）
[1]春，闰正月，辛丑，济阴悼王长薨。
[1]春季，闰正月辛丑（十五日），济阴悼王刘长去世。
[2]夏，四月，己卯，分东平国，封献王子尚为任城王。
[2]夏季，四月己卯（二十四日），分出东平国部分封土，将前东平王刘苍之子刘尚封为任城王。
[3]六月，辛酉，沛献王辅薨。
[3]六月辛酉（初七），沛献王刘辅去世。
[4]陈事者多言“郡国贡举，率非功次，故守职益懈而吏事寝疏，咎在州郡。”有诏下公卿朝臣议。大鸿胪韦彪上议曰：“夫国以简贤为务，贤以孝行为首，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夫人才行少能相兼，是以孟公绰优于赵、魏老，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忠孝之人，持心近厚；锻炼之吏，持心近薄。士宜以才行为先，不可纯以阀阅。然其要归，在于选二千石。二千石贤，则贡举皆得其人矣。”彪又上疏曰：“天下枢要，在于尚书，尚书之选，岂可不重！而间者多从郎官超升此位，虽晓习文法，长于应对，然察察小慧，类无大能。宜鉴啬夫捷急之对，深思绛侯木讷之功也。”帝皆纳之。彪，贤之玄孙也。
[4]许多人上书指出：“各郡、各封国举荐人才，多不依据功劳大小，因此官吏越来越不尽职，办事效率日趋低落，其责任在于州郡官府。”章帝下诏命令公卿大臣对此进行讨论。大鸿胪韦彪上书说：“朝廷以选拔贤才为职责，而贤才则以孝顺父母为第一要务。因此，要想得到忠臣，就必须到孝子之门访求。人的才干、品行很少能够兼备，所以孟公绰能轻松胜任晋国赵、魏两家的家臣，却做不了滕、薛两国的大夫。忠孝的人，心地较为仁厚；而干练苛刻的官吏，性情较为凉薄。选拔人才，应当首先考虑才干品行，不能只根据资历，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二千石官的选用。如果二千石官贤能，那么他所举荐的必定都是人才。”他还上书说：“朝廷的机要在尚书，尚书的任命，岂能不慎重！然而近来尚书多由郎官升任，他们虽然通晓法令条文，擅长应对，但这只是一点小聪明，多没有处理大事的才能。虎圈啬夫曾敏捷地回答文帝的询问，但张释之认为不能因此而予以提拔；绛侯周勃质朴而不善于辞令，却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圣上应当借鉴史事，三思而行。”章帝将他的意见全部采纳。韦彪是韦贤的玄孙。
[5]秋，七月，丁未，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又《令丙》，棰长短有数。自往者大狱以来，掠考多酷，钻钻之属，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宜及秋冬治狱，明为其禁。”
[5]秋季，七月丁未（二十三日），章帝下诏：“汉律规定：‘拷问犯人只许使用以下手段：杖击、鞭打、罚站。’此外，《令丙》对刑棍的长短有具体的规定。自从先前大狱兴起以来，审案拷问多采用残酷的方式，诸如铁钳锁c颈、锥刺肌肤之类，真是惨痛无比。想到毒刑的苦楚，令人恐惧而心惊！今后应当等到秋冬两季再审理案件，并明确规定禁止事项。”
[6]八月，甲子，太尉邓彪罢，以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6]八月甲子（十一日），将太尉邓彪免官，任命大司农郑弘为太尉。
[7]癸酉，诏改元。丁酉，车驾南巡。诏：“所经道上州县，毋得设储。命司空自将徒支拄桥梁。有遣使奉迎，探知起居，二千石当坐。”
[7]八月癸酉（二十日），下诏改变年号。八月丁酉（疑误），章帝到南方巡视。下诏说：“沿途所经各州、各县，不得事先积蓄用品。命司空自带工人修架桥梁。若有派遣使者接驾，打探行踪动静的，要向郡太守问罪。”
[8]九月，辛丑，幸章陵；十月己未，进幸江陵；还，幸宛。召前临淮太守宛人朱晖，拜尚书仆射。晖在临淮，有善政，民歌之曰：“强直自遂，南阳朱季，吏畏其威，民怀其惠。”时坐法免，家居，故上召而用之。十一月，己丑，车驾还宫。尚书张林上言：“县官经用不足，宜自煮盐，及复修武帝均输之法。”朱晖固执以为不可，曰：“均输之法，与贾贩无异，盐利归官，则下民穷怨，诚非明主所宜行。”帝因发怒切责诸尚书，晖等皆自系狱。三日，诏敕出之，曰：“国家乐闻驳义，黄发无愆；诏书过耳，何故自系！”晖因称病笃，不肯复署议。尚书令以下惶怖，谓晖曰：“今临得谴让，奈何称病，其祸不细！”晖曰：“行年八十，蒙恩得在机密，当以死报。若心知不可，而顺旨雷同，负臣子之义！今耳目无所闻见，仗待死命。”遂闭口不复言。诸尚书不知所为，乃共劾奏晖。帝意解，寝其事。后数日，诏使直事郎问晖起居，太医视疾，太官赐食，晖乃起谢；复赐钱十万，布百匹，衣十领。
[8]九月辛丑（十八日），章帝临幸章陵。十月，己未（初七），又临幸江陵。在归途之中，又临幸宛城。章帝召见前任临淮太守、宛人朱晖，将他任命为尚书仆射。朱晖在临淮任上作了不少好事，人民歌颂道：“刚强自专，南阳朱季，官怕其威，民怀其惠。”当时朱晖因犯法免职，正在家中闲居，因此章帝召他出来任用。十一月己丑（初七），章帝返回京城皇宫。尚书张林上奏说：“国家经费不足，应当由官府自行煮盐专卖，并恢复武帝时的均输法。”朱晖坚决反对这一建议，他说：“实行均输法，会使官员和商贩没有区别。而将卖盐所得之利归于官府，盐民就会因为贫困产生怨恨，这实在不是圣明君王所应作的事情。”于是章帝大怒，严厉斥责尚书台官员，朱晖等人全都自投监狱等待问罪。三天以后，章帝下诏将他们释放，说道：“我乐于听反对的意见，老先生并没有罪，只是诏书的斥责过分罢了，你们为什么要自投监狱！”朱晖于是自称病重，不肯再在奏议上署名。尚书令以下官员十分惊慌恐惧，对朱晖说：“如今正面临谴责，怎么可以称病，此祸不小！”朱晖说：“我年近八十，而蒙受皇恩，能够参与尚书机密，应当以死相报。如果我心知事不可行，却顺从旨意附合，那就违背了做臣子的大义！如今我耳不听，眼不见，伏身等待诛杀。”便闭口不再说话。尚书们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就一同上书弹劾朱晖。章帝怒气已平，便将此事搁置。又过了几天，章帝下诏，命值班的郎官问候朱晖，派御医前往诊病，太官送去食物。朱晖这才起来谢恩。章帝又赏赐他十万钱，一百匹布，十套衣服。
[9]鲁国孔僖、涿郡崔同游太学，相与论“孝武皇帝，始为天子，崇信圣道，五六年间，号胜文、景；及后恣己，忘其前善。”邻房生梁郁上书，告“、僖诽谤先帝，刺讥当世”，事下有司，诣吏受讯。僖以书自讼曰：“凡言诽谤者，谓实无此事而虚加诬之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恶，显在汉史，坦如日月，是为直说书传实事，非虚谤也。夫帝者，为善为恶，天下莫不知，斯皆有以致之，故不可以诛于人也。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教未过而德泽有加，天下所具也，臣等独何讥刺哉！假使所非实是，则固应悛改，傥其不当，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不推原大数，深自为计，徒肆私忌以快其意，臣等受戮，死即位耳；顾天下之人，必回视易虑，以此事窥陛下心，自今以后，苟见不可之事，终莫复言者矣。齐桓公亲扬其先君之恶以唱管仲，然后群臣得尽其心。今陛下乃欲为十世之武帝远讳实事，岂不与桓公异哉！臣恐有司卒然见构，衔恨蒙枉，不得自叙，使后世论者擅以陛下有所比方，宁可复使子孙追掩之乎！谨诣阙伏待重诛。”书奏，帝立诏勿问，拜僖兰台令史。
[9]鲁国人孔僖、涿郡人崔同在太学读书，他们在一起谈论道：“孝武皇帝刚即位的时候，信仰圣人之道，最初五六年的政绩，被人称作胜过文、景二帝。但到后来放纵自己，抛弃了从前的善政。”邻屋的另一位太学生梁郁听到议论，上书控告他们：“崔、孔僖诽谤先帝，讽刺当朝。”此案交付有关部门审理。崔去见官吏。孔僖上书自我申辩说：“但凡说到诽谤，是指无中生有地进行诬蔑。至于孝武皇帝，他政绩上的得失，都显示在汉史上，清楚如日月一样，而我们的议论，只是直述史书记载的事实，并不是诽谤。身为皇帝，无论做好事还是坏事，天下人无不知晓，那都是能够了解到的，因此不能对议论者进行责备。况且陛下即位以来，政治、礼教没有过失，而恩德增加，这是天下人俱知的事实。我们偏要讽刺什么呢！假如我们批评的是事实，那么本应诚心改正，倘若不当，也应包涵，又为什么要向我们问罪！陛下不推求研究国家命运，深入考虑本朝国策，而只是大搞个人忌讳，以求快意。我们被诛杀，死就死罢了，只怕天下人定将转过目光，改变看法，以这件事来窥测陛下的心思。从今以后，即使见到不对的事，却终不肯再出来说话了。春秋时，齐桓公曾亲自公布前任国君的罪恶，向管仲请教处理的办法，从此以后，群臣才尽心地为他效力。而如今陛下却要为远在十世的武帝掩盖事实真相，这岂不是与齐桓公大相径庭！我担心有关部门会突然定案，让我衔恨蒙冤，不能自作申辩，因而使后世评论历史的人擅将陛下有所比喻，难道可以再要子孙为陛下掩饰吗？我谨来到皇宫门前，伏身等候严厉的处罚。”奏书呈上，章帝立即下诏停止追究，并将孔僖任命为兰台令史。
[10]十二月，壬子，诏：“前以妖恶禁锢三属者，一皆蠲除之，但不得在宿卫而已。”
[10]十二月壬子（初一），章帝下诏：“以往因犯有妖言惑众之罪，而父族、母族、妻族遭到禁锢而不准做官的，一律解除禁锢，只是不准到宫廷值宿警卫。”
[11]庐江毛义、东平郑均，皆以行义称于乡里。南阳张奉慕义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适至，以义守安阳令，义捧檄而入，喜动颜色；奉心贱之，辞去。后义母死，征辟皆不至，奉乃叹曰：“贤者固不可测。往日之喜，乃为亲屈也。”均兄为县吏，颇受礼遗，均谏不听，乃脱身为佣，岁余得钱帛，归以与兄曰：“物尽可复得；为吏坐臧，终身捐弃。”兄感其言，遂为靡洁。均仕为尚书，免归。帝下诏褒宠义、均，赐谷各千斛，常以八月长吏问起居，加赐羊酒。
[11]庐江人毛义、东平人郑均，都以仁义的行为，称道于乡里。南阳人张奉仰慕毛义的名声，前往拜访。坐定后，恰好官府来了公文，任命毛义代理安阳县令。毛义手捧公文进入内室，喜形于色。张奉心中看不起这种举动，便告辞而去。后来，毛义的母亲去世了，朝廷又召毛义出来作官，却被他全部拒绝。于是张奉叹道：“对贤人本不可以妄测。毛义当时的喜悦，乃是为了母亲而屈就。”郑均的哥哥在县里做官，接受了不少礼物贿赂。郑均规劝他，但遭到了拒绝。于是郑均离家出走，为人帮佣。过了一年多，他把所得钱帛带回家送给哥哥，说道：“钱物用光，可以再得，而当官犯下赃罪，就要终生罢黜。”哥哥被他的话所感动，此后便成为清官。郑均官至尚书，后来免官回乡。章帝下诏嘉奖毛义、郑均，各赏赐一千斛谷。每年八月，地方官员都要去拜访他们，问候起居平安，并加赐羊、酒。
[12]武威太守孟云上言：“北匈奴复愿与吏民合市；”诏许之。北匈奴大且渠伊莫訾王等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交易，南单于遣轻骑出上郡钞之，大获而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