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八高祖神尧大圣光孝皇帝下之下武德九年（丙戌、626）
唐纪八唐高祖武德九年（丙戌，公元626年）
[1]九月，突厥颉利献马三千匹，羊万口；上不受，但诏归所掠中国户口，征温颜博还朝。
[1]九月，突厥颉利可汗进献三千匹马、一万头羊，唐太宗推辞不受，只是下诏令其归还所掠夺的中原人口，并征召上一年被突厥俘虏的温彦博回到朝中。
丁未，上引诸卫将卒习射于显德殿庭，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少安，则人主逸游忘战，是以寇来莫之能御。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几中国之民可以少安乎！”于是日引数百人教射于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群臣多谏曰：“于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绞。今使卑碎之人张弓挟矢于轩陛之侧，陛下亲在其间，万一有狂夫窃发，出于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韩州刺史封同人诈乘驿马入朝切谏。上皆不听，曰：“王者视四海如一家，封域之内，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卫之士亦加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间，悉为精锐。
丁未（二十二日），太宗带领各卫将士在显德殿庭院练习箭术，并当面训话道：“自古以来就有周边的戎狄等族的侵扰，值得忧虑的是边境稍微安宁，君主就放逸游荡，而忘记战争的威胁，因而一俟敌人来犯则难以抵御。现在朕不让你们修池榭筑宫苑，而是专门熟习射箭技术。闲居无事时，朕就当你们的老师，一旦突厥入侵，则做你们的将领，这样，中原的百姓也许能过上安宁的日子！”从此，太宗皇帝每日带领数百人在宫殿庭院里，教他们射箭，并亲自测试，射中箭靶多的士兵赏赐给弓、刀、布帛，他们的将领考核成绩时列为上等。许多大臣劝谏道：“依照大唐律令，在皇帝住处手持兵刃的要处以绞刑。现在陛下您让这些卑微之人张弓挟箭在殿宇之旁，陛下身处其中，万一有一个狂徒恣肆妄为，就会出现意外事故，这不是重视社稷江山的办法。”韩州刺史封同人假称有事，骑驿马来到朝廷直言苦谏。大宗均听不进去，他说：“真正的君主视四海如同一家，大唐辖境之内，都是朕的忠实臣民。我对每个人都能推心置腹，以诚相待，却为何要对保卫朕的将士横加猜忌呢？”从此人人想着自强自励，几年之间，都成为精锐之士。
上尝言：“吾自少经略四方，颇知用兵之要，每观敌陈，则知其强弱，常以吾弱当其强，强当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过数十百步，吾乘其弱，必出其陈后反击之，无不溃败，所以取胜，多在此也！”
太宗曾说过：“我从小南征北战，东略西讨，颇知用兵之道。每次观察敌军阵势，即知道它的强弱，并常以我军弱旅抵挡其强兵，而以强师击其弱旅。敌军追逐我方弱旅不过走数百步，我军攻其弱旅，一定要突至其阵后乘势反击，敌军无不溃败奔逃，这就是我的取胜之道！”
[2]己酉，上面定勋臣长孙无忌等爵邑，命陈叔达于殿下唱名示之，且曰：“朕叙卿等勋赏或未当，宜各自言。”于是诸将争功，纷纭不已。淮安王神通曰：“臣举兵关西，首应义旗，今房玄龄、杜如晦等专弄刀笔，功居臣上，臣窃不服。”上曰：“义旗初起，叔父虽首唱举兵，盖亦自营脱祸。及窦建德吞噬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合余烬，叔父望风奔北。玄龄等运筹帷幄，坐安社稷，论功行赏，固宜居叔父之先。叔父，国之至亲，朕诚无所爱，但不可以私恩滥与勋臣同赏耳！”诸将乃相谓曰：“陛下至公，虽淮安王尚无所私，吾侪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悦服。房玄龄尝言：“秦府旧人未迁官者，皆嗟怨曰：‘吾属奉事左右，几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宫、齐府人之后。’”上曰：“王者至公无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与卿辈日所衣食，皆取诸民者也。故设官分职，以为民也，当择贤才而用之，岂以新旧为先后哉！必也新而贤，旧而不肖，安可舍新而取旧乎！今不论其贤不肖而直言嗟怨，岂为政之体乎！”
[2]己酉，（二十四日），太宗与群臣当面议定开国元勋长孙无忌等人的爵位田邑，命陈叔达在宫殿下唱名公布，太宗说：“朕分等级排列你们的功劳赏赐，如有不当之处，可以各自申明。”于是各位将领纷纷争功，议论不休，淮安王李神通说：“我在关西起兵，首先响应义旗，而房玄龄、杜如晦等人只是捉刀弄笔，功劳却在我之上，我感到难以心服。”太宗说：“叔父虽然首先响应义旗举兵，这也是自谋摆脱灾祸。等到窦建德侵吞山东，叔父全军覆没；刘黑闼再次纠集余部，叔父丢兵弃甲，望风脱逃。房玄龄等人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使大唐江山得以安定，论功行赏，功劳自然在叔父之上。叔父您是皇族至亲，朕对您确实毫不吝惜，但不可循私情滥与有功之臣同等封赏。”众位将领于是相互议论道：“陛下如此公正，即使对皇叔淮安王也不循私情，我们这些人怎么敢不安本分呢。”大家都心悦诚服。房玄龄曾说：“秦王府的旧僚属未能升官的，皆满腹怨言道：‘我等跟随侍奉陛下身边，也有许多年了，现今拜官，反而都在前太子东宫、齐王府僚属的后面。’”太宗说：“君主大公无私，因此能使天下人心服。朕与你们平日的衣食，都取自百姓。因此设官吏定职守都是为了百姓，理应选择贤才加以任用，怎么能以新人旧人来做为选拔人才的先后顺序呢？如果新人贤能，故旧不才，怎么可以放弃新人而只取故旧呢！现在你们不论其是否贤能而只是怨声不断，这岂是为政之道？”
[3]诏：“民间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术，其余杂占，悉从禁绝。”
[3]太宗下诏；“民间百姓不得私自设立妖祠。除了正当的卜筮术，其余杂滥占卜，一律禁绝。”
[4]上于弘文殿聚四部书二十余万卷，置弘文馆于殿侧，精选天下文学之士 [7]上谓房玄龄等曰：“为政莫若至公。昔窜廖立、李严于南夷，亮卒而立、严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为隋相，公平识治体，隋之兴亡，系之存没。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贤相也！”
[7]太宗对房玄龄等人说：“处理政务没有比大公无私更重要的了。以前诸葛亮流放廖立、李严到南夷之地，诸葛亮死的时候，廖立悲痛万分，李严哀伤而死，如果不是大公无私能这样吗？再如高为隋朝丞相，公正无私，颇识治国之本，隋朝的兴亡，与高休戚相关。朕既然仰慕前代的明君，你们也不可不效法前代的贤相啊！”
[8]三月，戊寅朔，日有食之。
[8]三月，戊寅朔（疑误），出现日食。
[9]壬子，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书、门下四品已上及尚书议之，庶无冤滥。既而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谓胡演曰：“善果虽复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使与诸囚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须引过，听于朝堂俟进止。”
[9]壬子（初五），大理寺少卿胡演进呈每月囚禁的罪犯名簿。太宗下令从今往后大辟死罪都让中书、门下省四品以上官员及尚书省讨论，以尽量减除冤案。随即带囚犯走过，见有岐州刺史郑善果，太宗对胡演说：“郑善果虽然有罪，毕竟官衔不低，怎能让他与其他囚犯同列。从现在起三品以上官员犯法，不必带来殿前过目，只让他们在太极宫承天门外东西朝堂听候处分。”
[10]关内旱饥，民多卖子以接衣食；己巳，诏出御府金帛为赎之，归其父母。庚午，诏以去岁霖雨，今兹旱、蝗，赦天下。诏书略曰：“若使年谷丰稔，天下义安，移灾朕身，以存万国，是所愿也，甘心无吝。”会所在有雨，民大悦。
[10]关内地区大旱饥荒，百姓多卖儿卖女换取食物。己巳（二十二日），命令拿出皇宫府库中的金银财物赎回被变卖的子女们，送还给他们的父母。庚午（二十三日），诏令说因为上一年连绵大雨，今年又遇旱、蝗灾害，因此大赦天下。诏令大略说道：“假如让五谷丰登、天下安宁，即使将灾害移到朕身上来保全百姓也心甘情愿，毫不吝惜。”不久旱区天降喜雨，百姓大为高兴。
[11]夏，四月，己卯，诏以“隋末乱离，因之饥馑，暴骸满野，伤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瘗。”
[11]夏季，四月，己卯（初三），下诏说：“隋朝末年天下大乱，造成饥荒，尸骨遍野，使人触目伤悲，命令各地官府掩埋尸骨。”
[12]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东偏，奚、等数十部多叛突厥来降，颉利可汗以其失众责之。及薛延陀、回纥等败欲谷设，颉利遣突利讨之，突利兵又败，轻骑奔还。颉利怒，拘之十余日而挞之，突利由是怨，阴欲叛颉利。颉利数征兵于突利，突利不与，表请入朝。上谓侍臣曰：“者突厥之强，控弦百万，凭陵中夏，用是骄恣以失其民。今自请入朝，非困穷，肯如是乎！朕闻之，且喜且惧。何则？突厥衰则边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他日亦将如突厥，能无惧乎！卿曹宜不惜苦谏，以辅朕之不逮也。”
[12]起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帐于幽州北面，主持东部事务，奚、等数十部大多反叛突厥投降唐朝，颉利可汗责备他失去了这些部落。等到薛延陀、回纥等打败欲谷设，颉利派突利讨伐，突利的军队又吃败仗，单枪匹马逃回。颉利大怒，将突利拘禁了十几天，并鞭笞他，突利从此怨恨颉利，暗中想背叛颉利。颉利几次向他征兵，他都不给，向唐朝上表请求归附。太宗对大臣们说：“以前突厥强盛，拥有百万兵马，侵凌中原，却因如此骄横放纵而失去百姓的支持。现在请求归附，如果不是深陷困境，能这么做吗？朕听到这个消息是又高兴又担心。为什么呢？突厥衰败则大唐边境即得安宁，所以高兴。然而朕若有过失，日后也会象突厥一样，能不担心忧虑吗？望你们直言苦谏，来帮助朕弥补不足。”
颉利发兵攻突利，丁亥，突利遣使来求救，上谋于大臣曰：“朕与突利为兄弟，有急不可不救。然颉利亦与之有盟，奈何？”兵部尚书杜如晦曰：“戎狄无信，终当负约，今不因其乱而取之，后悔无及。夫取乱侮亡，古之道也。”
颉利可汗发兵攻打突利，丁亥（十一日），突利派人向大唐求援，太宗与大臣们谋划道：“朕与突利结为兄弟，他有急难我不能不救。然而颉利可汗也与我们订有盟约，怎么办呢？”兵部尚书杜如晦说：“戎狄族不守信用，以后肯定要背约，现今如不乘其混乱而进攻，以后将后悔莫及。谋取混乱者，侵凌将亡之师，这是自古以来就有的道理。”
丙申，契丹酋长帅其部落来降。颉利遣使请以梁师都易契丹，上谓使者曰：“契丹与突厥异类，今来归附，何故索之！师都中国之人，盗我土地，暴我百姓，突厥受而庇之，我兴兵致讨，辄来救之，彼如鱼游釜中，何患不为我有！借使不得，亦终不以降附之民易之也。”
丙申（二十日），契丹族首领率领所辖部落投降唐朝。颉利可汗派使臣来到大唐，请求用梁师都来换回契丹部族，太宗对突厥使臣说：“契丹族与你们突厥是不同的种族，现在来归顺我大唐，你们有什么理由讨还！梁师都本是中原汉人，侵占我大唐土地，欺压我大唐百姓，突厥接受他并加以庇护，大唐兴兵讨伐梁师都，你们总出兵救援，梁氏已如鱼游釜中，早晚要被我们消灭。即使一时消灭不掉，也不会用归降的契丹百姓去换他。”
先是，上知突厥政乱，不能庇梁师都，以书谕之，师都不从。上遣夏州都督长史刘、司马刘兰成图之，等数遣轻骑践其禾稼，多纵反间，离其君臣，其国渐虚，降者相属。其名将李正宝等谋执师都，事泄，来奔，由是上下益相疑。等知可取，上表请兵。上遣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击之，又遣等据朔方东城以逼之。师都引突厥兵至城下，刘兰成偃旗卧鼓不出。师都宵遁，兰成追击，破之。突厥大发兵救师都，柴绍等未至朔方数十里，与突厥遇，奋击，大破之，遂围朔方。突厥不敢救，城中食尽。壬寅，师都从父弟洛仁杀师都，以城降，以其地为夏州。
在此之前，太宗得悉突厥内部争斗，政局混乱，不能够庇护梁师都，曾寄书信晓谕，劝他归降，梁师都执意不从。太宗派夏州都督府长史刘、司马刘兰成设法对付他，刘等人多次派遣轻骑兵践踏梁氏占据区的土地禾苗，又常使反间计，离间其君臣，其国势渐衰，投降唐朝的人接踵而至。梁氏手下名将李正宝等密谋将梁氏抓起来，事情败露，投奔唐朝，从此梁氏内部上下更加互相猜忌。刘等知道时机已到，上表请求派兵出击。太宗派右卫大将军柴绍、殿中少监薛万均率兵进攻，又让刘等据守朔方东城进逼梁氏。梁师都带突厥兵到了朔方东城下，刘兰成偃旗息鼓按兵不动。梁氏半夜逃跑，刘兰成追击，大败梁氏。突厥征调大批兵力救援梁氏，柴绍等率兵马走到离朔方数十里的地方，与突厥兵相遇，奋力拼杀，大败突厥兵，于是包围朔方城。突厥兵不敢前去救援，城中粮绝。壬寅（二十六日），梁师都的堂弟梁洛仁杀死师都，献城投降，唐朝以该地建夏州。
[13]太常少卿祖孝孙，以梁、陈之音多吴、楚、周、齐之音多胡、夷，于是斟酌南北，考以古声，作《唐雅乐》，凡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诏协律郎张文收与孝孙同修定。六月，乙酉，孝孙等奏新乐。上曰：“礼乐者，盖圣人缘情以设教耳，治之隆替，岂由于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齐之将亡，作《伴侣曲》，陈之将亡，作《玉树后庭花》，其声哀思，行路闻之皆悲泣，何得言治之隆替不在乐也！”上曰：“不然。夫乐能感人，故乐者闻之则喜，忧者闻之则悲，悲喜在人心，非由乐也。将亡之政，民必愁苦，故闻乐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为公奏之，公岂悲乎？”右丞魏徵曰：“古人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乐诚在人和，不在声音也。”
[13]太常寺少卿祖孝孙，认为南朝梁、陈的音乐杂入很多吴、楚的音调；而北朝周、齐的音乐杂入很多北方胡、夷的音调，于是斟酌南、北方的音乐，又考察古代的音乐，修成了《唐雅乐》，总共八十四调、三十一曲、十二和。太宗又下诏令协律郎张文收与祖孝孙共同修定唐乐。六月，乙酉（初十），孝孙等人演奏新乐。太宗说：“礼乐不过是古代圣人根据实际情况的不同而设施教化罢了，国家政治的兴衰隆替，难道也由此而生？”御史大夫杜淹说：“北齐将要灭亡时，产生《伴侣曲》；陈国将亡时，又出现《玉树后庭花》，其声调悲哀，过路人听到了都悲伤落泪，怎么能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音乐呢？”太宗说：“不对，音乐能够触动人的感情，所以高兴的人听到音乐则喜悦，忧伤的人听到它则感到悲痛，悲痛与喜悦全在于人的内心，不是由音乐引起的。将要衰亡的政治，百姓必然感到愁苦，所以听到音乐更加悲切。现在这二个曲子都还存在，朕为你弹奏出来，你难道会悲伤吗？”右丞魏徵说：“古人说：‘礼难道仅指玉帛之类礼器吗？’乐难道仅指钟鼓之类乐器吗？乐的意义确实在于使人心和睦，而不在于声音本身。”
臣光曰：“臣闻垂能目制方圆，心度曲直，然不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规矩而已矣。圣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礼乐而已矣。礼者，圣人之所履也；乐者，圣人之所乐也。圣人履中正而乐和平，又思与四海共之，百世传之，于是乎作礼乐焉。故工人执垂之规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者执五帝、三王之礼乐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五帝、三王，其违世已久，后之人见其礼知其所履，闻其乐知其所乐，炳然若犹存于世焉，此非礼乐之功邪！
司马光曰：我听说古代巧匠垂能够用眼睛测方圆，用内心量曲直，但是不能将自己的技术传给别人，他能够传授给别人的，必定是圆规曲尺罢了。古代圣人不费力而能切中事物的道理，不深思而能获得治国之道，但却不能传授给别人，所能传授的，一定是礼、乐罢了。礼，是圣人所躬亲实践的；乐，是圣人所喜爱的。圣人遵行正道而喜爱谐和，又想与天下人共同遵行，使之传留百世，于是便制作礼乐。所以工匠手拿垂所传授的圆规曲尺去制作器物，这也就是垂的功劳了；君主用五帝三王的礼乐来治理国家，这也就是五帝三王的政治了。五帝三王离今世已很久远，后代人们看见他们的礼而知道他们的行止，听到他们的乐而知道他们的喜好，昭昭然如同仍存在于当世，这不是礼乐的功劳吗？
夫礼乐有本、有文：中和者，本也；容声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废。先王守礼乐之本，未尝须臾去于心，行礼乐之文，未尝须臾远于身。兴于闺门，著于朝廷，被于乡遂比邻，达于诸侯，流于四海，自祭祀军旅至于饮食起居，未尝不在礼乐之中；如此数十百年，然后治化周浃，凤凰来仪也。苟无其本而徒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舍之，求以称风易俗，诚亦难矣。是以汉武帝置协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诏。王莽建羲和，考律吕，非不精也，不能救渐台之祸。晋武制笛尺，调金石，非不详也，不能弭平阳之灾。梁武帝立四器、调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台城之辱。然则韶、夏、、武之音，具存于世，苟其余不足以称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犹执垂之规矩而无工与材，坐而待器之成，终不可得也。况齐、陈淫昏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庭，乌能变一世之哀乐乎！而太宗遽云治之隆替不由于乐，何发言之易而果于非圣人也如此！
礼乐有内在的本质，有外表的形式：中正平和为礼乐之本，仪节声音为礼乐之末，二者不可偏废。先代贤明的君王谨守礼乐之本，一刻也没有离心远去，笃行礼乐的外在形式，躯体一刻也没有远离它。兴起于闺阁家门，显达于朝廷，广被于乡野近邻，通达于诸侯，流播于四海，从祭祀战争到饮食起居，都离不开礼乐。长此以往数十百年，然后教化普遍深入，天下太平。如果没有礼乐之本而只有礼乐之末，一日行礼乐而百日舍弃礼乐，想用礼乐来移风易俗，实在是难。所以汉武帝设置协律都尉，歌唱天降祥瑞，不能说不美，但仍不能不下伤感的罪己诏。王莽设立执掌天地四时的官吏羲和，考定律吕之音，不能说不精确，但仍不能挽救渐台之祸。晋武帝制笛尺，调金石之声，不能说不详尽，但仍不得消弭平阳的灾难。梁武帝设立四器，调理八音，不能说不分明，但仍不能免除台城的耻辱。这样看来，舜、禹、、周武王时的韶、夏、、武四乐，即使都保存于当世，如果德行不足以与它们相称．并不能感化一个人，更何况普天之下的民众呢！这如同拿着垂的圆规曲尺而没有其他工具、材料，徒然等待器具的制成，最后一无所得一样。况且齐、陈的淫荡昏庸之主，亡国之音，暂奏于朝庭，又怎么能改变一个时代的哀乐呢！太宗说政治的兴衰隆替不在于乐，为什么讲话轻率，非难圣人又如此果断呢？
夫礼非威仪之谓也，然无威仪则礼不可得而行矣。乐非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之谓也，然无声音则乐不可得而见矣。譬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谓之山则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于何在哉！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奈何以齐、陈之音不验于今世而谓乐无益于治乱，何异睹拳石而轻泰山乎！必若所言，则是五帝、三王之作乐皆妄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惜哉！
礼并不是指威仪而言，然而没有威仪则礼难以施行。乐并非指声音而言，然而没有声音则乐难以表现。譬如一座山，取其一土一石则不能称为山，但是如果去掉土石，山又何在！所以说：“礼没有内在的本质不能成立，没有外表的形式无法施行。”怎么能因为齐、陈之音对当世无效而说乐无益于治乱呢，这与看见拳头大的石头而轻视泰山有什么不同！如果象上述这种议论所说的，则五帝、三王的作乐均为虚妄。“君子对于他所不知道的，暂付之阙如。”可惜呀！
[14]戊子，上谓侍臣曰：“朕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远，吾属之师也！”
[14]戊子（十三日），太宗对亲近的大臣说：“朕翻阅《隋炀帝集》，见其文辞深奥博雅，也知道推崇尧、舜而非议桀、纣，然而其行事为何与其文章相反呢？”魏徵回答道：“君主虽然是圣哲之人，也应当虚心地接受别人的谏议，所以智慧的人奉献他的谋略，勇武之人竭尽其勇力。炀帝恃才自傲，骄矜自大，所以口诵尧、舜的言语而身行桀、纣的作为，竟然自己不知道怎么回事而至于覆灭。”太宗说：“前事不远，当成为我们的借鉴。”
[15]畿内有蝗。辛卯，上入苑中，见蝗，掇数枚，祝之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举手欲吞之，左右谏曰：“恶物或成疾。”上曰：“朕为民受灾，何疾之避！”遂吞之。是岁，蝗不为灾。
[15]长安地区出现了蝗虫。辛卯（十六日），太宗到玄武门北面的禁苑，看见了蝗虫，拾取几只蝗虫，祷祝说：“百姓视谷子如生命，而你们却吃它们，宁肯让你们吃我的肺肠。”举手想吞掉蝗虫，身边的人劝谏道：“吃脏东西容易得病。”太宗说：“朕为百姓承受灾难，为什么要躲避疾病！”于是吞食掉蝗虫。这一年，蝗虫没有成为灾害。
[16]上曰：“朕每临朝，欲发一言，未尝不三思，恐为民害，是以不多言。”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曰：“臣职在记言，陛下之失，臣必书之，岂徒有害于今，亦恐贻讥于后。”上悦，赐帛二百段。
[16]太宗说：“朕每次临朝听政，想要说一句话，都要再三思忖，担心给百姓造成伤害，所以不多说话。”给事中知起居事杜正伦说：“我的职责在于记言，陛下的每一个过失，我一定要记上，陛下有过岂止有害于当今，恐怕还会让后人讥笑。”太宗高兴，赐给帛二百段。
[17]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谈苦空，侯景之乱，百官不能乘马。元帝为周师所围，犹讲《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为戒。朕所好者，唯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
[17]太宗说：“梁武帝君臣只是会谈论佛教的苦行与空寂，侯景之乱，百官不能够骑马。梁元帝被北周的军队包围，还在讲论《老子》，百官穿着戎装听讲。这些深足为戒。朕所喜好的，只有尧、舜、周公、孔子之道，认为这如同鸟长翅膀、鱼得活水，失去它们将要死去，不可片刻没有它们。”
[18]以辰州刺史裴虔通，隋炀帝故人，特蒙宠任，而身为弑逆，虽时移事变，屡更赦令，幸免族夷，不可犹使牧民，乃下诏除名，流州。虔通常言“身除隋室以启大唐”，自以为功，颇有觖望之色。及得罪，怨愤而死。
[18]太宗认为辰刺史裴虔通是隋炀帝的旧臣，特别受到宠爱，最后却杀了炀帝。虽然星转斗移、时世变迁，几次经历颁布赦令，裴虔通也幸免于诛灭全族，但不可以让他再做官，于是下诏将其除名，流放到州。裴虔通常说：“亲自除掉隋朝皇室，开启大唐江山”，自以为有功，颇有怨恨失望的意思。等到开罪于朝廷，怨愤而死。
[19]秋，七月，诏宇文化及之党莱州刺史牛方裕、绛州刺史薛世良、广州都督长史唐奉义、隋武牙郎将元礼并除名徙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