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纪五 烈祖明皇帝中之下青龙三年（乙卯、235）
魏纪五 魏明帝青龙三年（乙卯，公元235年）
[1]春，正月，戊子，以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1]春季，正月，戊子（初八），任命大将军司马懿为太尉。
[2]丁巳，皇太后郭氏殂。帝数问甄后死状于太后，由是太后以忧殂。
[2]丁己（疑误），皇太后郭氏去世。明帝多次向太后询问母亲甄氏致死的情状，于是，太后因忧惧而死。
[3]汉杨仪既杀魏延，自以为有大功，宜代诗经·螽斯》所说多子多孙的征兆不久就可出现了。”明帝回答说：“你经常正言进谏，其它事情，请再进言。”
是时猎法严峻，杀禁地鹿者身死，财产没官，有能觉告者，厚加赏赐。柔复上疏曰：“中间以来，百姓供给众役，亲田者既减；加顷复有猎禁，群鹿犯暴，残食生苗，处处为害，所伤不訾，民 虽障防，力不能御。至如荥阳左右，周数百里，岁略不收。方今天下生财者甚少，而麋鹿之捐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灾，将无以待之。惟陛下宽放民间，使得捕鹿，遂除其禁，则众庶永济，莫不悦豫矣。”
这时狩猎的法规极其严厉，杀死皇家禁地内麋鹿的人要处以死刑，没收财产，有能发现并告发的人，给以重赏。高柔又上书说：“近年来，百姓提供了各种劳役，从事田间劳动的人已经减少，再加上又有猎禁之法，群鹿有时暴性发作，贪吃毁坏地里长着的嫩苗，处处为害，所损害的不计其数，民众虽然设障防备，但力量不够，防不胜防。以至到了荥阳附近地区，周围数百里，年年几乎没有收成。而今天下创造财富的很少，而麋鹿造成的损失很多，如果突然爆发战争动员兵役，或者荒年降临颗粒不收，将没有办法应付。请陛下对待民间宽大放松一些，准许民众捉捕麋鹿，尽快解除猎禁，那么百姓将有长久的接济，没有谁会不高兴了。”
帝又欲平北芒，令于其上作台观，望见孟津。卫尉辛毗谏曰：“天地之性，高高下下。今而反之，既非其理；加以损费人功，民不堪役。且若九河盈溢，洪水为害，而丘陵皆夷，将何以御之！”帝乃止。
明帝又想铲平北芒山顶，下令在上面建造台观，以便远望孟津。卫尉辛毗规劝说：“天地成自然，本来就是高高低低。现在要反其道而行，已经违背了天理；加之耗费人工，民众已无力承担。如果九河涨满，洪水为害时，丘陵都被夷为平地，将靠什么防御呢？”明帝这才作罢。
少府杨阜上疏曰：“陛下奉武皇帝开拓之大业，守文皇帝克终之元绪，诚宜思齐往古圣贤之善治，总观季世放荡之恶政。曩使桓、灵不废高祖之法度，文、景之恭俭，太祖虽有神武，于何所施，而陛下何由处斯尊哉！今吴、蜀未定，军旅在外，诸所缮治，惟陛下务从约节。”帝优诏答之。
少府杨阜上书说：“陛下承继武皇帝开拓的帝王大业，保持文皇帝一贯遵循的方向，实在应该向古代圣贤的治世看齐，总观各朝末世放荡的弊政。以前假使汉桓帝、汉灵帝不废驰汉高祖的法令制度，不破坏汉文帝、汉景帝的谦恭节俭，我们太祖虽有神武之威，又往何处施展，而陛下又怎么能够处在至尊地位呢？而今吴、蜀两国还没平定，军队在外戍边，各项修缮整治工程，请陛下务必简约节省。”明帝下诏对他的意见表示称赞。
阜复上疏曰：“尧尚茅茨而万国安其居，禹卑宫室而天下乐其业；及至殷、周，或堂崇三尺，度以九筵耳。桀作璇室象廊，纣为倾宫鹿台，以丧其社稷，楚灵以筑章华而身受祸，秦始皇作阿房，二世而灭。夫不度万民之力以从耳目之欲，未有不亡者也。陛下当以尧、禹、汤、文、武为法则，夏桀、殷纣、楚灵、秦皇为深诫，而乃自暇自逸，惟宫台是饰，必有颠覆危之祸矣。君作元首，臣为股肱，存亡一体，得失同之。臣虽弩怯，敢忘争臣之义！言不切至，不足以感悟陛下；陛下不察臣言，恐皇祖、烈考之祚坠于地。使臣身死有补万一，则死之日犹生之年也，谨叩棺沐浴，伏俟重诛！”奏御，帝感其忠言，手笔诏答。
杨阜又上书说：“尧帝推崇简陋的茅屋，万国安居，大禹居住低矮的宫室，天下乐业。到了商朝和周朝，殿堂堂基不过高三尺，宽只能容纳九张席子而已。夏桀用玉石建造居室，用象牙装饰走廊，商纣建造倾宫、鹿台，因而断送了王朝大业。楚灵王因修筑章华台而身遭大祸，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传位二世即归灭亡。如果不估量民力的极限，只为满足自己耳目的享受，没有哪一个不灭亡的。陛下应当以尧、舜、禹、商汤、文王、武王为榜样，以夏桀、殷纣、楚灵王、秦始皇的教训为鉴戒，不这样而是贪图自己闲暇安逸，只是关心宫殿台阁的修饰，一定有朝廷颠覆国家灭亡的灾祸。君王好比是头脑，大臣好比是四肢，生死与共，利害相同。我虽然愚蠢胆怯，岂敢忘记诤臣的大义，言辞不激切，便不足以感动陛下；陛下如不体察我的进言，恐怕皇祖、先帝创建的大业将坠落在地。即使我以身死而能于事有万分之一的补救，那么我死去了也如同活着。谨敲击棺木，沐浴更衣，听候诛杀。”奏章呈上后，明帝被他的忠言感动，亲笔写诏回答。
帝尝著帽，被缥绫半袖。阜问帝曰：“此于礼何法服也？”帝默不答。自是不法服不以见阜。
明帝曾经头戴便帽，身穿淡青色短袖绸衫，杨阜问明帝：“这是符合礼制的哪一种服装？”明帝沉默不语。从此以后，不穿礼制规定的标准服装不见杨阜。
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愈严惮之。
杨阜又上书打算减去宫女中那些不被皇帝宠幸的人，于是召来御府吏员询问后宫人数，吏员遵守原有的规定，答道：“这是宫中的秘密，不能泄漏。”杨阜大怒，责打他一百棍，数落他说：“国家对九卿没有秘密，反而对小吏有什么秘密吗？”明帝更加惧惮杨阜。
散骑常侍蒋济上疏曰：“昔句践养胎以待用，昭王恤病以雪仇，故能以弱燕服强齐，羸越灭劲吴。今二敌强盛，当身不除，百世之责也。以陛下圣明神武之略，舍其缓者，专心讨贼，臣以为无难矣。”
散骑常侍蒋济上书说：“从前勾践鼓励生育，准备国家征用，燕昭王抚慰疾病贫苦的人民，是打算报仇雪耻，所以能以弱小的燕国战胜强大的齐国，贫穷的越国消灭了强劲的吴国。如今吴、蜀两敌强盛，陛下在位时不能翦除，将为后代百世所谴责。凭着陛下圣明神武的韬略，舍弃那些可以缓办的事情，一心一意讨伐敌人，我认为没有什么难办的。”
中书侍郎东菜王基上疏曰：“臣闻古人以水喻民曰，‘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颜渊曰：‘东野子之御，马力尽矣，而求进不已，殆将败矣。’今事役劳苦，男女离旷，愿陛下深察东野之敝，留意舟水之喻，息奔驷于未尽，节力役于未困。昔汉有天下，至孝文时唯有同姓诸侯，而 臣曰：治理国家的关键，没有比用人更重要的了；然而识别人才的办法，连圣贤也感到困难。所以只好求助于舆论的毁谤或赞誉，于是个人爱憎争相掺杂进来，使善良和邪恶混淆；用档案进行考核，于是巧诈横生，真假不明。总之，识别人才的根本在于主上的至公至明而已。居上位的人至公至明，那么属下有能无能就会清清楚楚地反映在眼中，无所遁形。如果不公不明，那么考绩之法，恰好能够成为徇私、欺骗的凭借。
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状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难乎！为人上者，诚能不以亲疏贵贱异其心，喜怒好恶乱其志，欲知治经之士，则视其记览博治，讲论精通，斯为善治经矣；欲知治狱之士，则视其仓库盈实，百姓富给，斯为善治财矣；欲知治兵之士，则视其战胜攻取，敌人畏服，斯为善治兵矣。至于百官，莫不皆然。虽询谋于人而决之在己，虽考求于迹而察之在心，研核其实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书传也，安得豫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
为什么这样说呢？所谓至公至明，是要出自内心，所谓档案，反映的是外在表现。自己的内心都不能理正，而要去考察别人的表现，不也很难吗？居上位的人，如果真能做到不以亲疏贵贱改变心思，不因喜怒好恶改变意志，那么，想要了解谁是擅长经学的人，只要看他博学强记，讲解精辟通达，那他就是饱学之士了；想要了解谁是执法人才，只要看他断案穷尽真相，不使人含冤受屈，那他就是善于理财了；想要了解治军的将领，只要看他战必胜、攻必取，能使敌人畏服，那他就是善于治军了。至于文武百官，莫不如此。虽然要听取别人的意见，但决断在于自己；虽然考核要看实际表现，但审察却在自己内心。探讨实情而斟酌是否适宜，最为精密最为细微，不可以口述，也不可以笔录，怎么可以预先定出法规而全部委派给有关部门办理呢？
或者亲贵虽不能而任职，疏贱虽贤才而见遗；所喜所好者败官而不去，所怒所恶者有功而不录；询谋于人，则毁誉相半而不能决，考求其迹，则文具实亡而不能察。虽复为之善法，繁其条目，谨其簿书，安能得其真哉！
有的人因是皇亲显贵，虽然无能但仍被任官授职；有的人因为关系疏远出身卑贱，虽然有德有才但仍被排斥。当权者所喜欢的人即使失职也不被罢免，所恼怒厌恶的人即使有功也不被录用。向人咨询，毁誉各半而不能决断；考核事迹，文书具备内容空洞而不能觉察。即使制定了再好的考核办法，增加考核条目，完备档案文簿，又怎么能得到真实情况呢？
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国，内外之官以千万数，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独任其事哉？曰：非谓其然也。凡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属官之上，三公居百执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为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太守，奚烦劳之有哉！
有人说：君主的治理，大到天下，小到封国，里里外外的官吏成千上万，要一一考察任免，怎么能不委派给有关部门而独自承担呢？回答是：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居上位的人，不只是君王而已；太守居于一郡之上，三公居于百官之上，如果各级都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自己的下属，君王也用这个办法考察任免三公、九卿、郡守，还会有什么烦劳呢？
或曰：考绩之法，唐、虞所为，京房、刘邵述而修之耳，乌中废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专，其立法也宽，其责成也远。是故鲧之治水，九载绩用弗成，然后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既宅，然后赏其功；非若京房、刘邵之法，校其米盐之课，责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实异者，不可不察也。考绩非可行于唐、虞而不可行于汉、魏，由京房、刘邵不得其本而奔趋其末故也。
有人说：考绩之法，是唐尧、虞舜所制定，京房、刘邵不过是加以陈述及修订罢了，怎么可以废除呢？回答是：唐尧、虞舜的官吏，任职时间长，所担职责专，设立法规宽，完成期限远。所以姒鲧治水，历经九年尚未完成，然后才治他的罪；大禹治水，等到九州全部安定，四方土地都可以居住，然后才嘉奖他的功劳；不象京房、刘邵的办法，考核官吏琐刺碎碎的功绩，检查他们一朝一夕的成效。事情本来就有名同而本质不同的一面，不可不明察。考绩之法并不是只在唐尧、虞舜时才可能实行，而在汉、魏不可行，是由于京房、刘邵没有弄清根本问题而只追求细微末节的缘故。
[17]初，右仆射卫臻典选举，中护军蒋济遗臻书曰：“汉主遇亡虏为上将，周武拔渔父为太师；布衣厮养，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试而后用！”臻曰：“不然。子欲同牧野于成、康，喻断蛇于文、景，好不经之举，开拔奇之津，将使天下驰骋而起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