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五十德宗神武圣文皇帝九贞元八年（壬申、792）
唐纪五十唐德宗贞元八年（壬申，公元792年）
[1]春，二月，壬寅，执梦冲，数其罪而斩之；云南之路始通。
[1]春季，二月，壬寅（十七日），韦皋捉获苴梦冲，在数说他的罪行后，斩杀了他。前往云南的道路开始畅通了。
[2]三月，丁丑，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皋薨。
[2]三月，丁丑（二十三日），山南东道节度使曹成王李皋去世。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有威略，每李纳使至，玄佐厚结之，故常得其阴事，先为之备；纳惮之。其母虽贵，日织绢一匹，谓玄佐曰：“汝本寒微，天子富贵汝至此，必以死报之。”故玄佐始终不失臣节。庚午，玄佐薨。
[3]宣武节度使刘玄佐威严而有谋略，每当李纳的使者到来时，刘玄佐便深深地结纳他们，所以经常能够得知李纳的秘事，预告做好防备，李纳畏惧他。他的母亲虽地位尊贵，但每天都要织绢帛一匹。她对刘玄佐说：“你本来门第卑微，天子使你富裕尊贵到这般地步，你一定要不惜一死，报答天子。”所以，刘玄佐自始至终不曾失去为臣的节操。庚午（十六日）刘玄佐去世。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知留后事，性刻薄，裁损军士衣食。鼓角将杨清潭帅众作乱，夜，焚掠城中，独不犯曹王皋家；实逾城走免。明旦，都将徐诚缒城而入，号令禁遏，然后止；收清潭等六人斩之。实归京师，以为司农少卿。实，元庆之玄孙也。丙子，以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4]山南东道节度判官李实执掌留后事务，他生性苛酷，削减将士的给养。掌管鼓角的将领扬清潭率领众人发动变乱，夜里在城中纵火抢劫，唯独不冒犯曹王李皋一家。李实翻越城墙逃走，得以不死。第二天早晨，都将徐诚用绳索缒入城中，发布命令，禁止变乱，此后变乱便停止了，徐诚收捕了杨清潭等六人，斩杀了他们。李实回到京城，德宗任命他为司农少卿。李实是李元庆的玄孙。丙子（二十二日），德宗任命荆南节度使樊泽为山南东道节度使。
[5]初，窦参为度支转运使，班宏副之。参许宏，俟一岁以使职归之，岁馀，参无归意；宏怒。司农少卿张滂，宏所荐也，参欲使滂分主江、淮盐铁，宏不可；滂知之，亦怨宏。及参为上所疏，乃让度支使于宏，又不欲利权专归于宏，乃荐滂于上；以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隶于宏以悦之。
[5]当初，窦参出任度支转运使，班宏担任他的副职。窦参向班宏许诺，等到一年以后，便将度支转运使的正职交给他。过了一年多时间，窦参还没有交出使职的意思，班宏大怒。司农少卿张滂是由班宏荐举上来的，窦参打算让张滂分管江淮地区的盐铁事务，班宏不肯答应。张滂听说此事，也怨恨班宏。及至窦参被德宗疏远以后，他才将度支使让给班宏，但是他又不愿意让财政大权独自落到班宏手中，于是便向德宗推荐张滂。德宗任命张滂为户部侍郎、盐铁转运使，仍然隶属于班宏，以便取悦于他。
窦参阴狡而愎，恃权而贪，每迁除，多与族子给事中申议之。申招权受赂，时人谓之“喜鹊”。上颇闻之，谓参曰：“申必为卿累，宜出之以息物议。”参再三保其无他，申亦不悛。左金吾大将军虢王则之，巨之子也，与申善，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不叶，窦申恐贽进用，阴与通玄、则之作谤书以倾贽；上皆察知其状。夏，四月，丁亥，贬则之昭州司马，通玄泉州司马，申道州司马；寻赐通玄死。
窦参阴险狡诈而又刚愎自用，凭借着手中的权力，贪图财利，每当任命官员时，他往往与担任给事中的族侄窦申计议其事。窦申借此招揽权事，收受贿赂，当时的人们把他叫做“喜鹊”。德宗听到了一些风声，便对窦参说：“窦申肯定会连累你的，最好将他调出朝廷，也好平息众人的议论。“窦参反复担保窦申没做别的事情，窦申却依然不肯悔改。左金吾大将军虢王李则之是李巨的儿子，与窦申交好。左谏议大夫、知制诰吴通玄与陆贽关系不睦，窦申唯恐陆贽被提拔任用，便暗中与吴通玄、李则之编造攻击陆贽的书函，排挤他。德宗完全查清了他们的情况。夏季，四月，丁亥（初三），德宗将李则之贬为昭州司马，将吴通玄贬为泉州司马，将窦申贬为道州司马。不久，德宗又让吴通玄自裁而死。
[6]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疾请代，上亦为之隐，遣使即军中问“以陕虢观察使吴凑为代可乎？”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皆以为便，然后除之。凑行至汜水，玄佐之柩将发，军中请备仪仗，瑗不许，又令留器用以俟新使；将士怒。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子士宁释衰，登重榻，自为留后。执城将曹金岸、浚仪令李迈，曰：“尔皆请吴凑者！”遂之；卢瑗逃免。士宁以财赏将士，劫孟介以请于朝。上以问宰相，窦参曰：“今汴人指李纳以邀制命，不许，将合于纳。”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士宁疑宋州刺史翟良佐不附己，托言巡抚，至宋州，以都知兵马使刘逸准代之。逸准，正臣之子也。
[6]刘玄佐去世后，将佐隐瞒实情，声称刘玄佐得了重病，请求派人替代。德宗也装作不知道，还派遣使者到军中询问“让陕虢观察使吴凑来替代刘玄佐的职务可以吗？”监军孟介、行军司马卢瑗一致认为这是适宜的，此后德宗才任命了吴凑。吴凑来到汜水时，刘玄佐的灵柩正要出殡，军中将士请求为他备办仪仗，卢瑗不肯答应，还命令留着器物用具，等新任观察使到来时使用。将士发怒，刘玄佐的女婿以及随身士兵都穿上铠甲，簇拥着刘玄佐的儿子刘士宁脱去丧服，登上主帅的座位，自命为留后。他们逮捕了守城将领曹金岸和浚仪县令李迈，对二人说：“你们都是主张迎接吴凑的人！”于是将他们二人剐杀了。卢瑗逃脱，幸免于死。刘士宁用钱财奖赏将士，劫持着孟介，让他向朝廷请求任命。德宗询问宰相的意见，窦参说：“现在汴州人指望着李纳，才敢于请求任命，如果不答应，他们就要与李纳联合了。”庚寅（初六），德宗任命刘士宁为宣武节度使。刘士宁怀疑宋州刺史翟良佐没有归附自己，便假托巡视的名义，来到宋州，让都知兵马使刘逸准替代了他。刘逸准是刘正臣的儿子。
[7]乙未，贬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为郴州别驾，贬窦申锦州司户。以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并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憬，仁本之曾孙也。
[7]乙未（十一日），德宗将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窦参贬为郴州别驾，将窦申贬为锦州司户，让尚书左丞赵憬、兵部侍郎陆贽一并出任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赵憬是赵仁本的曾孙。
[8]张滂请盐铁旧簿于班宏，宏不与。滂与宏共择巡院官，莫有合者，阙官甚多。滂言于上曰：“如此，职事必废，臣罪无所逃。”丙午，上命宏、滂分掌天下财赋，如大历故事。
[8]张滂请班宏交出原有的盐铁帐簿，班宏不肯给他。张滂与班宏一起选任巡院官，两人的意见没有相合的时候，因而缺任的官员为数很多。张滂向德宗进言说：“像这个样子，职任以内的事必然要荒废了，我的罪责是无法逃脱的了。”丙午（二十二日），德宗命令班宏与张滂分别掌管全国的财税，一如大历年间的先例。
[9]壬子，吐蕃寇灵州，陷水口支渠，败营田。诏河东、振武救之，遣神策六军二千戍定远、怀远城；吐蕃乃退。
[9]壬子（二十八日），吐蕃侵犯灵州，毁去水口支流的渠道，破坏屯田。德宗颁诏命令河东、振武前去援救，派遣神策六军共两千人戍守定远和怀远二城，于是吐蕃撤退了。
[10]陆贽请令台省长官各举其属，著其名于诏书，异日考其殿最，并以升黜举者。五月，戊辰，诏行贽议。
[10]陆贽请求让中书、门下、尚书三省的长官各自推举本省的属官，将他们的名字登录到诏书上，以便日后按名单考核他们办事成绩的优劣，并且据此提升或贬黜他们的推举人。五月，戊辰（十四日），德宗颁诏命令实施陆贽的建议。
未几，或言于上曰：“诸司所举皆有情故，或受货赂，不得实才。”上密谕贽：“自今除改，卿宜自择，勿任诸司。”贽上奏，其略曰：“国朝五品以上，制敕命之，盖宰相商议奏可者也。六品以下则旨授，盖吏部铨材署职，诏旨画闻而不可否者也。开元中，起居、遗、补、御史等官，犹并列于选曹。其后幸臣专朝，舍佥议而重己权，废公举而行私惠，是使周行庶品，苟不出时宰之意，则莫致也。”又曰：“宣行以来，才举十数，议其资望，既不愧于班行，考其行能，又未闻于阙败。而议者遽以腾口，上烦圣聪。道之难行，亦可知矣！请使所言之人指陈其状，其人受贿，某举有情，付之有司，核其虚实；谬举者必行其罚，诬善者亦反其辜。何必贷其奸赃，不如辩诘，私其会议，不出主名，使无辜见疑，有罪获纵，枉直同贯，人何赖焉！又，宰相不过数人，岂能遍谙多士！若令悉命群官，理须展转询访；是则变公举为私荐，易明扬以暗投，情故必多，为弊益甚。所以承前命官，罕不涉谤。虽则秉钧不一，或自行情，亦由私访所亲，转为所卖。其弊非远，圣鉴明知。”又曰：“今之宰相则往日台省长官，今之台省长官乃将来之宰相，但是职名暂异，固非行举顿殊。岂有为长官之时则不能举一二属吏，居宰相之位则可择千百具僚；物议悠悠，其惑斯甚。盖尊者领其要，卑者任其详，是以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佐僚，将务得人，无易于此。夫求才贵广，考课贵精。往者则天欲收人心，进用不次，非但人得荐士，亦得自举其才。然而课责既严，进退皆速，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又曰：“则天举用之法伤易而得人，陛下慎简之规太精而失士。”上竟追前诏不行。
没过多久，有人对德宗说：“各部门推举的属官都弄虚作假，有的人还收受贿赂，所以不能得到真有才干的人。”德宗暗中晓示陆贽说：“今后任官改官，最好由你亲自选择，不要让各有关部门办理。”于是，陆贽进上奏章，大略是说：“本朝对于五品以上的官员，是通过诏书来加以任命的，这便是经由宰相互相商酌计议，上奏圣上批准的任命方法。对于六品以下的官员的任命方法，则是通过圣上的旨意来授给官职，即经由吏部铨选人材，署任职务，圣上在诏旨上标上一个‘闻’字，但不置可否。在开元年间，起居郎、舍人、拾遗、补阙、御史等官职，还是由吏部选任上报的。此后，宠臣专擅朝政，丢开众人的公议而扩大自己的权力，废弃公开的选举而推行私人的恩惠，使宰相奏任官员的办法遍及各级官员，如果不经过现任宰相的同意，就无法任官。”他又说：“由三省长官各自推举属官的办法宣布实行以来，只推举了十几个人。评议他们的资历与声望，已是无愧于他们的班列位次，考查他们的品行与才能，又没有听说有缺失败坏的地方。然而议论的人骤然横加批评，向上打搅陛下的视听。治道的难以实行，于此也可见一斑了。请让进言的人指出并陈述具体情况，讲清楚哪个人接受了贿赂，哪个人推举时作弊，将这些人交付有关部门，核实所言是实在的，还是没有根据的。对推举失误的人一定要实行惩罚，对诬告好人的人也要反过来追究他们的罪责。为什么一定要姑息作弊与贪赃行为而不肯给以分辩与追究呢！将公开的评议变成私下进行的活动，而不肯公布发言人的名字，使无罪的人遭受怀疑，使有罪的人得到纵容，无论亏理还是有理，全都一律对待，人们还有什么依靠呢！加之，宰相不过只有几个人，哪能普遍熟悉众多的士子！如果让宰相任命所有的官员，理应反复询问访求，但这样便将公开举用变成私下推荐，将察举贤良变成暗中投靠，弄虚作假的事情肯定很多，形成的流弊愈发严重。所以，承续以前的办法任命官员，很少有不牵涉谤议的。虽然说这因为宰相把握标准不够一致，有时会自行作弊，但也由于私下访问亲近的人们，反而被他们捉弄了。这一弊病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陛下圣明垂鉴，分明知道这些事情。”他又说：“现在的宰相，就是过去的三省长官，现在的三省长官，便是将来的宰相，这不过是职务的名称暂时不同，本不是推举官员与任命官员在职权上有区别。担任三省长官的时候不能够举用一两个下属的官吏，到出任宰相以后便可选拔成千上百个官员，难道有这样的道理吗？众人的议论飘忽不定，他们的迷惑以这一点最为严重。一般说来，尊贵者统领事务的纲要，卑下者负责细节的处理。所以，君主选任宰相，宰相选任各部门的长官，各部门的长官选任处于辅助地位的官吏，要想务求用人得当，便无法改变这种做法。大凡寻求人才贵在广博，考核官吏的成绩贵在专精。过去 左补阙上奏，以为：“延龄取常赋支用未尽者充羡馀以为己功。县官先所市物，再给其直，用充别贮。边军自今春以来并不支粮。陛下必以延龄孤贞独立，时人丑正流言，何不遣信臣覆视，究其本末，明行赏罚。今群情众口喧于朝市，岂京城士庶皆为朋党邪！陛下亦宜稍回圣虑而察之。”上不从。
左补阙权德舆上奏认为：“裴延龄将支付使用而尚未用光的经常性的赋税，拿来充当正常赋税以外的收益，并将此作为自己的功劳。县官先购买物品，再交付物品的价钱，以此充当另外的储存。自从今年春天以来，边疆的军队都没有支付口粮。如果陛下认为裴延龄独守节操，出类拔萃，而时下之人嫉害正直，散布谣言，为什么不派遣一位可信的臣下重行审察，推究事情的原委，公开实行奖赏或惩罚？现在，大家情绪愤激，议论纷纷，在朝廷与市肆喧闹不已，难道京城的士子与庶民都已经结成宗派私党了吗！陛下也应该稍微改变自己的考虑，调查他了。”皇帝没有采纳他的建议。
[15]八月，庚戌，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薨。
[15]八月，庚戌（初四），太尉、中书令、西平忠武王李晟去世。
[16]冬，十月，甲子，韦皋遣其节度巡官崔佐时赍诏书诣云南，并自为帛书答之。
[16]冬季，十月，甲子（十八日），韦皋派遣他的节度巡官崔佐时携带诏书前往云南，并且亲自用丝织品写成文书来答复云南王。
[17]十一月，乙酉，上祀圜丘，赦天下。
[17]十一月，乙酉（初十），德宗祭祀圜丘，大赦天下。
[18]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将多不服。士宁yín乱残忍，出畋辄数日不返，军中苦之。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众心，士宁疑之，夺其兵权，令摄汴州事。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召所留亲兵千余人，诈之曰：“敕征大夫入朝，以吾掌留务，汝辈人赐钱三十缗。”众皆拜。又谕外营兵，皆听命。乃分兵闭城门，使驰白士宁曰：“敕征大夫，宜速即路，少或迁延，当传首以献。”士宁知众不为用，以五百骑逃归京师，比至东都，所馀仆妾而已。至京师，敕归第行丧，禁其出入。
[18]刘士宁出任宣武节度使以后，将领们多数并不佩服他。刘士宁纵欲放荡而生性残忍，每当外出打猎时，总是好几天都不回来，军中将士困苦不堪。都知兵马使李万荣得到大家的拥护，刘士宁猜疑他，剥夺了他的兵权，命令他代理汴州事务。十二月，乙卯（初十），刘士宁带领两万人到城外的郊野去打猎。李万荣早晨走进节度使的府署，召集刘士宁留下来的亲兵一千多人，欺骗他们说：“敕旨征召大夫入京朝见，任命我掌管留后事务，还颁赐给你们每人钱三十缗。”大家都拜谢应命。李万荣又开导外营的士兵，他们也都服从命令了。于是，他分别派兵关闭了城门，让人骑马跑去禀告刘士宁说：“敕旨征召大夫，大夫应当迅速登程，如果稍有拖延，我便要将大夫的头颅传送京师，献给朝廷了。”刘士宁知道大家不肯听从自己的命令，便带着五百人骑马逃回京城，及至来到东都洛阳时，只剩下他的仆从与姬妾了。刘士宁来到京城以后，德宗颁布敕旨，命他回府第为父亲刘玄佐服丧，禁止他与外界联系。
唯西节度使吴少诚闻变，发兵屯郾城，遣使问故，且请战。万荣以言戏之，少诚惭而退。
淮西节度使吴少诚听到宣武变乱以后，便派兵在郾城驻扎，派遣使者质问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原故，而且向他挑战。李万荣讲了一番嘲弄吴少诚的话，吴少诚便渐愧地撤退了。
上闻万荣逐士宁，使问陆贽，贽上奏，以为今军州已定，宜且遣朝臣宣劳，徐察事情，冀免差失，其略曰：“今士宁见逐，虽是众情，万荣典军，且非朝旨。此安危强弱之机也，愿陛下审之慎之。”上复使谓贽：“若更淹迟，恐于事非便。今议除一亲王充节度使，且令万荣知留后，其制即从内出。”贽复上奏，其略曰：“臣虽服戎角力谅匪克堪，而经武伐谋或有所见。夫制置之安危由势，付授之济否由才。势如器焉，惟在所置，置之夷地则平；才如负焉，唯在所授，授逾其力则踣。万荣今所陈奏，颇涉张皇，但露徼求之情，殊无退让之礼，据兹鄙躁，殊异循良。又闻本是滑人，偏厚当州将士，与之相得，才止三千，诸营之兵已甚怀怨。据此颇僻，亦非将材，若得志骄盈，不悖则败，悖则犯上，败则偾军。”又曰：“苟邀则不顺，苟允则不诚，君臣之间，势必嫌阻。与其图之于滋蔓，不若绝之于萌芽。”又曰：“为国之道，以义训人，将教事君，先令顺长。“又曰：“方镇之臣，事多专制，欲加之罪，谁则无辞！若使倾夺之徒便得代居其任，利之所在，人各有心，此源潜滋，祸必难救。非独长乱之道，亦关谋逆之端。”又曰：“昨逐士宁，起于仓卒，诸郡守将固非连谋，一城师人亦未协志。各计度于成败之势，回遑于逆顺之名，安肯捐躯与之同恶！”又曰：“陛下但选文武群臣一人命为节度，仍降优诏，慰劳本军。奖万荣以抚定之功，别加宠任，褒将士以辑睦之义，厚赐资装，揆其大情，理必宁息。万荣纵欲跋扈，势何能为！”又曰：“傥后事有愆素，臣请受败桡之罪。”上不从。壬戌，以通王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
德宗听到李万荣驱逐刘士宁的消息以后，让人征求陆贽的意见，陆贽上奏认为，现在宣武军与汴州城都已经安定下来了，最好派遣朝廷的官员前去宣布慰劳的诏旨，缓缓察看事态的发展，以期避免过失。他大略是说：“如今刘士宁被驱逐，虽然是由大家的情绪所导致的，但是李万荣掌管军事，也并不是朝廷的旨意，这是关系安危强弱的时机，希望陛下审慎再审慎。”德宗又让人对陆贽说：“如果再拖延下去，恐怕对事态的发展是不利的。现在打算任命一位亲王担当节度使，准备命令李万荣执掌留后事务，有关这一任命的制书就要从内廷发出。”陆贽再次上奏，大略是说：“虽然我对佩带着兵器比武的事情不能胜任，但是对筹划军事并破坏敌人计划的事情也许还有一些见解。一般说来，控置安危是由形势决定的，委任官职的成功与否是由才能决定的。形势就如同器物一样，就看如何安放，安放在平地上就平稳。才能就如同背负东西，就看负重多少，负担过重就会跌倒。如今李万荣上奏陈述的内容，颇为猖狂，只显露出要求任命的态度，绝没有谦让的礼数，根据这种卑下浮躁行为来看，他与奉公守法的人大有区别。又听说李万荣本来是滑州人氏，偏袒厚待本州的将士，但与他投合的滑州将士，只有三千人，而各军营的士兵已经甚为抱怨。根据这种偏颇不公的态度来看，他也不是担任将领的材料。倘若李万荣如愿以偿，骄傲自满起来，结果不是行为忤逆，就是自取灭亡。行为忤逆就会犯上作乱；自取灭败亡就会使军队败坏。”他又说：“苟且要求是不合正道的，苟且应允是没有诚意的，势必会使君臣之间生出嫌疑。与其在嫌疑滋长蔓延后再去图谋，不如在萌芽状态便去根绝。”他又说：“治理国家的原则，是用正道教诲人，要让人事奉君主，先要使人服从长官。”他又说：“掌握一方兵权的军事长官，办事往往专断独行，要想把罪名加给他们，谁不能找到借口！倘若谁是倾轧强取的人，谁就能够替代他的职务，那么，面对利益，人们各自都想得到它，这个念头一经暗中滋生，所产生的祸患肯定是难以挽救的。这不单是助长变乱的途径，也关系到谋逆的发端。”他又说：“昨日李万荣赶走刘士宁，是匆促发生的，各州县的守将固然不曾合谋，汴州一城众人也并非意见统一。他们各自估量着形势发展成败的可能，彷徨在从逆作乱与顺承朝廷之间，怎么肯捐弃性命，与他狼狈为奸呢！”他又说：“陛下只需在文武群臣中选择一个人任命他为节度使，并颁布宽和的诏旨，慰劳李万荣军。以镇抚安定宣武的功劳奖励李万荣，对他另外加以恩宠与委任；以上下和睦的道理表扬宣武将士，赐给优厚的物资与装备，估计宣武军的大体情势，照理说是一定会安定平息下来的。即使李万荣打算骄纵专横，在这种情势下，又怎么能够办得到呢！”他又说：“倘若以后的事情超出我原来的估计，请让我接受破坏军旅的罪罚。”德宗不肯听从。壬戌（十七日），德宗任命通王李谌为宣武节度大使，任命李万荣为留后。
[19]丁卯，纳故驸马都尉郭暧女为广陵王淳妃。淳，太子之长子。妃母，即升平公主也。
[19]丁卯（二十二日），将已故的驸马都尉郭暧的女儿聘娶为广陵王李淳妃。李淳是太子的长子，郭妃的母亲便是升平公主。
十年（甲戌、794）
十年（甲戌，公元794年）
[1]春，正月，剑南、西山羌、蛮二万余户来降；诏加韦皋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1]春季，正月，剑南、西山一带的羌人、蛮人二万多户前来归降。德宗颁诏加封韦皋为押近界羌、蛮及西山八国使。
[2]崔佐时至云南所都羊苴咩城，吐蕃使者数百人先在其国，云南王异牟寻尚不欲吐蕃知之，令佐时衣柯服而入。佐时不可，曰：“我大唐使者，岂得衣小夷之服！”异牟寻不得已，夜迎之。佐时大宣诏书，异牟寻恐惧，顾左右失色；业已归唐，乃欷流涕，俯伏受诏。郑回密见佐时教之，故佐时尽得其情，因劝异牟寻悉斩吐蕃使者，去吐蕃所立之号，献其金印，复南诏旧名；异牟寻皆从之。仍刻金契以献。异牟寻帅其子寻梦凑等与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
[2]崔佐时来到云南的都城羊苴城，几百名吐蕃使者原先便在云南国中。云南王异牟寻还不打算让吐蕃知道自己已经归附唐朝，便让崔佐时穿着柯人的服装进入羊苴城。崔佐时认为不恰当，他说：“我是大唐朝廷的使者，怎么能穿著小小夷人的衣服呢！”异牟寻没有办法，只好在夜晚迎接他。崔佐时大声宣读诏书，异牟寻害怕，他望着周围的人们，连脸色都改变了。然而，已经归顺唐朝，只好抽抽咽咽地流着眼泪，趴在地上接受诏旨。郑回暗中去见崔佐时，教给他如何去做。所以崔佐时完全了解了其中的情由，因而劝说异牟寻悉数斩杀吐蕃使者，除去吐蕃封立的名号，献出吐蕃给予的金印，恢复南诏原来的名称，异牟寻完全听从了这些建议，还刻成金质的契约献给崔佐时。异牟寻带邻他的儿子寻梦凑等人与崔佐时在点苍山神祠会盟。
先是，吐蕃与回鹘争北庭，大战，死伤甚众，征兵万人于云南。异牟寻辞以国小，请发三千人，吐蕃少之；益至五千，乃许之。异牟寻遣五千人前行，自将数万人踵其后，昼夜兼行，袭击吐蕃，战于神川，大破之，取铁桥等十六城，虏其五王，降其众十余万。戊戌，遣使来献捷。
在此之前，吐蕃与回鹘争夺北庭，发生激战，死亡与负伤的人很多，便向去南征调兵员一万人。异牟寻借口国家微小，请求派兵三千人，吐蕃嫌少，云南将兵员增加到五千人，吐蕃才答应下来。异牟寻派遣五千人在前面行进，自己却率领好几万人跟随在他们后边，日夜兼程，前去袭击吐蕃。云南吐蕃在神川交战，大破吐蕃，占领了铁桥等十六座城，俘虏了吐蕃的五个王，降服吐蕃人众十余万。戊戌（二十四日），云南派遣使者前来进献捷报。
[3]瀛州刺史刘为兄济所逼，请西捍陇坻，遂将部兵千五百人、男女万余口诣京师，号令严整，在道无一人敢取人鸡犬者。上嘉之，二月，丙午，以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理普润。军中不击柝，不设音乐。士卒病者，亲视之，死者哭之。
[3]瀛州刺史刘被哥哥刘济所逼迫，便请求到西边去保卫陇坻地区。于是，他带领部下士兵一千五百人以及男女家眷一万余口前往京城。由于号令严明整肃，沿途没有一个人强取百姓的鸡狗，德宗很是嘉许他。二月，丙午（初三），德宗任命刘为秦州刺史、陇右经略军使，以普润为治所。刘不让人敲打着木梆在军中巡夜，也不设置音乐。士兵病了，刘亲自去看望他们；士兵死了，刘亲自去哀哭他们。
[4]乙丑，义成节度使李融薨。丁卯，以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复，齐物之子也。复辟河南尉洛阳卢坦为判官。监军薛盈珍数侵军政，坦每据理以拒之。盈珍常曰：“卢侍御所言公，我固不违也。”
[4]乙丑（二十二日），义成节度使李融去世。丁卯（二十四日），德宗任命华州刺史李复为义成节度使。李复是李齐物的儿子。李复征召河南县尉洛阳人卢坦担任判官， 由于监军薛盈珍屡次干扰军中政事，卢坦往往依据理法反对他。薛盈珍经常说：“卢侍御讲的话都是为公家着想，我当然不能够违背他。”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朝，厚赐遣归。
[5]横海节度使程怀直入京朝见，德宗给与优厚的赏赐，然后打发他回去。
[6]夏，四月，庚午，宣武军乱，留后李万荣讨平之。先是，宣武亲兵三百人素骄横，万荣恶之，遣诣京西防秋；亲兵怨之。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亲兵作乱，攻万荣；万荣击破之。亲兵掠而溃，多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厚抚之。惟清奔郑州，彦琳奔东都。万荣悉诛乱者妻子数千人。有军士数人呼于市曰：“今夕兵大至，城当破。”万荣收斩之，奏称刘士宁所为。五月，庚子，徙士宁于郴州。
[6]夏季，四月，庚午（二十八日），宣武军发生变乱，留后李万荣讨伐并平定了变乱。在此之前，由于宣武军的亲兵三百人素来骄矜专横，李万荣憎恶他们，便派遣他们到京城西面防御吐蕃，亲兵都怨恨他。大将韩惟清、张彦琳诱使亲兵发起变乱，进攻李万荣，李万荣击败了他们。亲兵边掳掠，边溃退，多数逃奔宋州，宋州刺史刘逸准优厚地安抚他们。韩惟清逃奔郑州，张彦琳逃奔东都洛阳。李万荣悉数诛杀了作乱将士的妻子儿女几千人。有几个军士在街市中大声呼喊说：“今天晚上，部队大规模开来，汴州城就会被攻破。”李万荣收捕斩杀了他们，还上奏声称这是刘士宁所做的事情。五月，庚子（二十八日），朝廷将刘士宁迁移到郴州。
[7]钦州蛮酋黄少卿反，围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奏请发岭南兵救之；上不许，遣中使谕解之。
[7]钦州蛮人的酋长黄少卿造反，包围了州城，邕管经略使孙公器上奏请求征调岭南军队前去救援，德宗不肯允许，派遣中使宣旨劝解他们。
[8]陆贽上言：“郊礼赦下已近半年，而窜谪者尚未沾恩。”乃为三状拟进。上使谓之曰：“故事，左降官准赦量移，不过三五百里，今所拟稍似超越，又多近兵马及当路州县，事恐非便。”贽复上言，以为：“王者待人以诚，有责怒而无猜嫌，有惩沮而无怨忌。斥远以儆其不恪，甄恕以勉其自新；不儆则浸及威刑，不勉而复加黜削，虽屡进退，俱非爱憎。行法乃暂使左迁，念材而渐加进叙，又知复用，谁不增修！何忧乎乱常，何患乎蓄憾！如或以其贬黜，便谓奸凶，恒处防闲之中，长从摈弃之例，则是悔过者无由自补，蕴才者终不见伸。凡人之情，穷则思变，含凄贪乱，或起于兹。今若所移不过三五百里，则有疆域不离于本道，风土反恶于旧州，徒有徙家之劳，实增移配之扰。又，当今郡府，多有军兵，所在封疆，少无馆驿，示人疑虑，体又非弘。乞更赐裁审。”
[8]陆贽进言说：“自从圜丘祭天，大赦天下的赦令颁下，已经将近半年，但是，贬官流放的人们还没有得到大赦的恩典。”于是他写成三个状书，进呈上来。德宗让人告诉他说：“根据惯例，对降职的官员可以依照赦令酌情迁移到近处来，但不能超过三五百里地。现在，你拟定的迁官办法似乎稍微超过了规定，安置的地点又往往接近军队驻地，或者是处于进京路线上的州县，此事恐怕不够妥当。”陆贽再次进言认为：“君王要以诚意对待众人，可以责备臣下，对他们发怒，但不能够猜疑他们；可以惩处臣下败坏事功的行为，但不能够怨恨他们。将臣下斥逐远方，是为了警告他们没有恭谨听命；甄别并宽恕臣下的过失，是为了劝勉他们重新做人。不加警告，就会使臣下逐渐触犯刑法；不加劝勉，只会使臣下再遭贬黜。虽然君王屡次进用或罢黜臣下，但完全不是出于个人的好恶。执行法规，这是让臣下暂时降职，以后顾念臣下的才能，便又逐渐地加以提拔任用，臣下知道自己还能够再次被起用，有谁还不加强自身的修养呢！又何必为打乱常规变乱而发愁，为留下遗憾而担心呢！如果因臣下被降职免官，便认为他们是奸邪凶恶的，永远将他们置于防备与禁阻之中，使他们长期废免，不得任用，这便是让悔改的人无法自行弥补过失，使蕴含着才华的人终究不能施展抱负。大凡人之常情，穷困潦倒，就希望变革；身境痛苦，便图谋作乱，或许就是产生于此。如果现在迁移被贬的官员不超过三五百里地，便会发生仍然没有离开原先被贬去的州道，而风土人情反而比原来更为恶劣的情况，空有迁徙家室的劳顿，实际上是增加了迁徙流亡的骚扰。此外，现在的郡府，往往驻扎着军队，而州境之内，驿站的房舍是很少或者没有的。既让人们感到疑虑，于国体也不够宽宏。请陛下再予以斟酌审核吧。”
上性猜忌，不委任臣下，官无大小，必自选而用之，宰相进拟，少所称可；及群臣一有谴责，往往终身不复收用；好以辩给取人，不得敦实之士；艰于进用，群材滞淹。贽上奏谏，其略曰：“夫登进以懋庸，黜退以惩过，二者迭用，理如循环。进而有过则示惩，惩而改修则复进，既不废法，亦无弃人，虽纤介必惩而用材不匮；故能使黜退者克励以求复，登进者警饬而恪居，上无滞疑，下无蓄怨。”又曰：“明主不以辞尽人，不以意选士，如或好善而不择所用，悦言而不验所行，进退随爱憎之情，离合系异同之趣，是由舍绳墨而意裁曲直，弃权衡而手揣重轻，虽甚精微，不能无谬。”又曰：“中人以上，迭有所长，苟区别得宜，付授当器，各适其性，各宣其能，及乎合以成功，亦与全才无异。但在明鉴大度，御之有道而已。”又曰：“以一言称惬为能而不核虚实，以一事违忤为咎而不考忠邪，其称惬则付任逾涯，不思其所不及，其违忤则罪责过当，不恕其所不能，是以职司之内无成功，君臣之际无定分。”上不听。
德宗生性猜疑而又妒忌，不肯信任臣下。无论官职是大是小，一定要由自己选拔任用，对于宰相进呈的规划，很少称许认可。及至群臣一旦遭到斥责，往往一辈子不再收录起用；好以能言善辩为条件选取人才，不能得到敦厚忠实的人选；对官吏的提拔任用困难重重，各种人材沉抑于下，不得升进。陆贽上奏进谏，大略是说：“提拔任用是为了勉励功劳，贬抑降职是为了惩戒过失，两方面交相为用，其中的道理就如同圆环周而复始。受到进用以后又有了过失，便需要给予惩罚，受到惩罚以后又修正过来了，便应该再提升上来，这既不会荒废法度，也不会捐弃人才。即使对任何细微的过失都一定惩罚，但可供使用的人才不会缺乏。所以，这可以使受到贬逐的人勉励自己力求恢复官职，也可以使被提升的人告诫自己恭谨地任官办事，使上面没有难解的疑虑，下面没有积蓄的怨恨。”他又说：“明智的君主不会根据言词来使用人才，也不会按照主观的意想去选拔士子。如果对自己所亲善的人便不加选择地任用，如果喜欢一个人的言词便不去检验他的行为，升官降职全随着个人的爱憎情感，亲疏远近全凭着人们与自己的志趣相同与否，这是舍弃墨斗而靠心意来判断线的曲直，丢开秤锤而用双手来掂量物体的轻重的作法，即使极其精细，还是不能没有谬误。”他又说：“中等智能以上的人们，是互有长处的。如果能够恰当地区分辨别人们的长处，交付给人们的职任与他们的才具相当，各自适应人们的性情，分别发挥他们的能力，及至将大家聚合在一起，成就了事功，这与人人都是全才也是没有区别的。要做到这一点，只在于善于识别，襟度阔达，驾驭有方罢了。”他又说：“由于一句话讲得使自己惬意，便以为讲话人是有才能的，因而不再核查他的实际情况；由于一件事违背了自己的意志，便以为办事人是有罪过的，因而不再考究他是忠是邪。对讲话使人惬意的人，将超过他能力极限的重任交给他，而不去考虑这是他所难以胜任的；对于办事违背自己意志的人，将有失允当的罪责加给他，不肯宽恕他的无能为力，这就使人在职务范围以内难得成就事功，使君臣之间没有确定的责任。”德宗没有听从他的建议。
贽又请均节财赋，凡六条：
陆贽又请求平均并节省财税，共有六条：
其一，论两税之弊，其略曰：“旧制赋役之法，曰租、调、庸。丁男一人受田百亩，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每户各随土宜出绢若绫若共二丈，绵三两，不蚕之土输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每丁岁役，则收其庸，日准绢三尺，谓之庸。天下为家，法制均一，虽欲转徙，莫容其奸，故人无摇心而事有定制。及羯胡乱华，黎庶云扰，版图堕于避地，赋法坏于奉军。建中之初，再造百度，执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原，知简之可从而所操不得其要。凡欲拯其弊，须穷致弊之由，时弊则但理其时，法弊则全革其法，所为必当，其悔乃亡。兵兴以来，供亿无度，此乃时弊，非法弊也。而遽更租、庸、调法，分遣使者，搜郡邑，校验薄书，每州取大历中一年科率最多者以为两税定额。夫财之所生，必因人力，故先王之制赋入，必以丁夫为本。不以务穑增其税，不以辍稼减其租，则播种多；不以殖产厚其征，不以流寓免其调，则地著固；不以饬励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则功力勤。如是，故人安其居，尽其力矣。两税之立，惟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曾不寤资产之中，有藏于襟怀箧，物虽贵而人莫能窥；其积于场圃仓，直虽轻而众以为富。有流通蕃息之货，数虽寡而计日收赢；有庐舍器用之资，价虽高而终岁无利。如此之比，其流实繁，一概计估算缗，宜其失平长伪。由是务轻资而乐转徙者，恒脱于徭税；敦本业而树居产者，每困于征求。此乃诱之为奸，驱之避役，力用不得不弛，赋入不得不阙。复以创制之首，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又大历中供军、进奉之类，既收入两税，今于两税之外，复又并存，望稍行均减，以救凋残。”
第一条，论述两税法的弊端。他大略是说：“依照国家原有的制度，征派赋税徭役的办法，称作租、调、庸。成年男子每人可以得到田地一百亩，每年交纳粮食二石，称作租。每户各自按照土地所生产出来的不同产品，交纳绢或者绫或者，一共二丈，丝绵三两，不养蚕的土地，交纳棉布二丈五尺，麻三斤，称作调。每个成年男子每年应当承担的徭役，则是收取雇人代役所应该偿付的佣金，每天以交纳绢三尺为标准，称作庸。天下成 为一家，法令制度平均如一。即使有人打算辗转迁徙，这样的奸谋也是无处可以容纳的，所以人们不会有动荡不安情绪，而事情都有固定的规制。及至羯胡安禄山、史思明祸乱中华，百姓如乱云纷扰，户籍与地图因朝廷躲避他处而毁去，税法因供应军需而破坏。在建中初年，重新建置各种制度，执掌朝政的人知道旧弊应当革除，但建立新制时却连本意都抛弃了，也知道应当从简，却没把握住要领。凡是打算改正以往的弊端，必须穷究导致弊端的原由。如果是时势造成的弊端，便应当只就时势来加以治理，如果是制度造成的弊端，便应该完全革除这一制度。所做的事情一定是确当的，一切悔恨必将消亡。在战事兴起以来，对军队的供给没有限度，这正是时势造成的弊端，而不是制度造成的弊端啊。然而，朝廷急忙更改了租、庸、调法，分别派遣使者，搜刮郡县，核实验证赋役簿籍，每州选取大历年间征收赋税最多的年份，便以此年的数额作为两税的定额。财富的产生，一定是由人力造成的，所以先代的君王制定赋税收入，一定要以成年男丁为依据。不因致力耕耘而增加税收，也不因停止种植而减少田租，人们便愿意多加播种了。不因产业扩大而多加征收，也不因寄居他乡而免去纳调，人们便牢固地定居下来了。不因勤勉自励而加重徭役，也不因懒情懈怠而免除纳庸，人们便会辛勤劳作了。这些都做到了，人们就会安心居住下来，竭尽力气务农了。两税法的设立，只以资财产业为依据，不以人丁多少为根本。人们竟不懂得，在资财产业中，有的可以收藏在怀里或口袋、箱子里，虽然物品贵重，但人们无法查看；有的堆积在场院、田圃、粮仓中，虽然价值低廉，但大家却以为这是富有。有的是便于交易与增殖的财货，虽然数量不大，但收取盈利是按日计算的；有的是茅棚房舍与器皿用具等资产，虽然定价很高，但常年没有增益可图。这样的比较，种类实在繁多，一律估计价钱并折算成缗，这种办法有失公允，助长作弊。由此，专门谋求细软的财货而愿意辗转迁徙的人们，总是能够摆脱徭役和赋税；追求农业而置备不定居的产业的人们，却往往为赋税征收而困顿。这简直是诱导人们去做邪恶的事情，驱赶着他们去逃避徭役，使劳役的效能不得不松懈下来，赋税的收入不得不缺欠。又因两税处于创立制度的初期，没有追求制度的整齐划一，物资的供应办法有繁琐与简便的区别，州府长官有精明与愚笨的不同，各处的徭役赋税，轻重悬殊，朝廷派遣的使臣，意见各有分歧，但计划上奏，一经决定，就只有增加，没有减除。加之，大历年间的供军、进奉一类的杂征，既然已经收到两税中，现在却在两税以外，又保留了这些名目。希望陛下逐渐实行赋税的平均与削减，以便救助凋零衰谢的百姓。”
其二，请二税以布帛为额，不计钱数，其略曰：“凡国之赋税，必量人之力，任土之宜，故所入者惟布、麻、缯、纩与百谷而已。先王惧物之贵贱失平，而人之交易难准，又定泉布之法以节轻重之宜，敛散弛张，必由于是。盖御财之大柄，为国之利权，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则谷帛者，人之所为也；钱货者，官之所为也。是以国朝著令，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纩、布，曷尝有禁人铸钱而以钱为赋者也！今之两税，独异旧章，但估资产为差，便以钱谷定税，临时折征杂物，每岁色目颇殊，唯计求得之利宜，靡论供办之难易。所征非所业，所业非所征，遂或增价以买其所无，减价以卖其所有，一增一减，耗损已多。望勘会诸州初纳两税年绢布，定估比类当今时价，加贱减贵，酌取其中，总计合税之钱，折为布帛之数。”又曰：“夫地力之生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常足。取之无度，用之无节，则常不足。生物之丰败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圣王立程，量入为出，虽遇灾难，下无困穷。理化既衰，则乃反是，量出为入，不恤所无。桀用天下而不足，汤用七十里而有余，是乃用之盈虚在节与不节耳。”
第二条，请求以布帛作为两税征收的税额，不再按钱数计算。他大略是说：“大凡国家的赋税，必须估量人们的承受能力，根据土地出产的实际条件来加以制定。因此，国家征收进来的赋税，只有布、麻、丝织品、丝帛和各种谷物罢了。先代的君王恐怕物品的价格贵贱失平，而人们物物交换缺少标准，又制定了钱币制度，以便节制物品流通中轻重缓急的机宜，财货的聚集与分散，废弛与盛旺，都一定要以此为依据。因此，治理财利的重大权柄，即国家的财政大权，只能由官府执掌，不能把它交给下面的人。由此可见，谷物与丝帛，是百姓们所生产的；钱财货币，是官府制造的。所以，我朝法令明文规定：以谷物交租，以绢交庸，以丝帛、丝绵、布匹交调。何曾有过禁止人们铸造钱币，却又以钱币充当赋税的事情呢！唯独现在实行的两税法，与原有的典章大相径庭。两税法只通过估算资财产业来规定征税的等级，于是以钱币和谷物为数额确定了税收，还要临时折算为杂物征收，而杂物的种类每年也大有区别。但官府只算计如何得到税收才是方便有利的，而不考虑备办这些物品的难易程度。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不是人们生产的物品，人们生产的物品不是官府要征收的物品，于是，人们有时需要加价购买他们所没有的物品，而减价出卖他们所拥有的物品，这样一加价一减价，其间的损耗已经很多。希望核定各州最初实行两税那一年所交纳的绢帛布匹总额，按照现在通行的物价确定绢帛布匹总额的价值，如果物价偏低就加价，如果物价偏高就减价，酌量着取中定价，然后总计全部税收应得的价钱，折合成布匹丝帛的数额。”他又说：“大凡土地生长物产的能力是有最大限度的。因而，索取物产有限度，使用物产有节制，才能经常充裕；索取物产没有限度，使用物产没有节制，就会经常匮乏。生长物产的丰饶与衰歉是由上天决定的，消费物产的多少是由人决定的。所以，圣明的君王立下法规，即是估量收入的情况以制定支出的计划，即使遇到灾害祸难，民间不会困顿窘迫。在政治与教化衰败以后，却恰好与此相反，即是估量支出的情况以制定收入的计划，并不考虑没有这些收入。夏桀使用天下的物产，但还是不够用，商汤使用七十里地的物产，但还有剩余，这说明物产使用的盈余与亏耗在于有无节制罢了。”
其三，论长吏以增户、加税、辟田为课绩，其略曰：“长人者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体至公徇国之意，迭行小惠，竞诱奸氓，以倾夺邻境为智能，以招萃逋逃为理化，舍彼适此者既为新收而有复，倏往忽来者又以复业而见优。唯怀土安居，首末不迁者，则使之日重，敛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赋役，何异驱之转徙，教之浇讹。此由牧宰不克弘通，各私所部之过也。”又曰：“立法齐人，久无不弊，理之者若不知维御损益之宜，则巧伪萌生，恒因沮劝而滋矣。请申命有司，详定考绩。若当管之内，人益阜殷，所定税额有馀，任其据户口均减，以减数多少为考课等差。其当管税物通比，每户十分减三者为上课，减二者次焉，减一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税见户，比较殿罚亦如之。”
第三条，论说地方长官以户口增长、税收增加、田土垦辟作为考核成绩的根据。他大略是说：“为人长官的人很少能够推究在地位相互变易以后忠诚与宽恕是什么情形，也不能体察大公无私，为国献身是何等情意。他们交替着给人们一些小小的恩惠，争着诱引奸民，把与相邻的州道的相互排挤与争夺视为精明能干，将招徕和聚集逃亡的人口视为政治清明、教化大行。由外地迁到此处的人们既由于新近才被收罗而得以免征赋税，往来倏忽不定的人们又因属于恢复故业而受到优待，只有对那些依恋故土、安心定居、自始至终不肯迁徙他乡的人们，却役使日见繁重，征收日益增加。这就使定居的人们经常替懒散游荡的人们提供赋税与徭役，这与驱赶人们辗转流徙，唆使人们浇薄欺诈又有什么区别呢！这都是由于地方长官缺少广博通达的见识，各自对自己所统领的事务怀有私心的过错啊！”他又说：“设置法规，治理人民，时间长了，没有不产生弊病的。如果掌管法规的人不懂得掌握时机，适时变革，便会使奸巧诈伪萌生，并经常由于执法者不听劝告而滋长。请向有关部门发布命令，详细制定考核成绩的办法。如果在应管辖的地域以内，人口愈益富实繁盛，在完成规定的税收数额以后仍有剩余，便听凭该地长官根据户口平均减税，依照减税数量的多少来规定考核官吏成绩的等级。关于减税的数量与应管辖税收物资通常的比率，每户纳税减少十分之三的，考核成绩为上等，减少十分之二的，考核成绩为次一等，减少十分之一的，考核成绩为再次一等。如果人口多有流离散失，于是在现存户口上增加税收，考查成绩居于劣等，其惩罚办法，也按照前述原则处理。”
其四，论税限迫促，其略曰：“建官立国，所以养人也；赋人取财，所以资国也。明君不厚其所资而害其所养，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给而敛其馀财。”又曰：“蚕事方兴，已输缣税，农功未艾，遽敛谷租，上司之绳责既严，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卖而耗其半直，无者求假而费其倍酬。望更详定征税期限。”
第四条，论述征收税务的期限失于紧迫。他大略是说：”设置百官，创立国家，是以养民为目的的；向百姓征收赋税，索取财货，是以供给国家为目的的。贤明的君王不肯为了丰厚的供给而使所养的人民受到损害，所以必须首先办好人们应做的事情，而后借用人们的余力，必须首先使家家富足起来，而后征收人们剩余的资财。”他又说：“养蚕的事情刚刚开始，已经要交纳丝织品的税收了；农田的活计还没有结束，已经赶忙征收谷物的田租了。既然上级长官的管束督责是严厉的，不级官吏的欺凌暴虐也就益发紧迫。尚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赶忙出卖物品，因而要损耗一半的价值；没有东西可以纳税的人们求人借贷，因而要加倍还债。希望再详慎地制定收税的期限。”
其五，请以税茶钱置义仓以备水旱，其略曰：“古称九年、六年之蓄者，率土臣庶通为之计耳，固非独丰公庾，不及编氓也。近者有司奏请税茶，岁约得五十万贯，元敕令贮户部，用救百姓凶饥。今以蓄粮，适副前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