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纪六十 文宗元圣昭献孝皇帝上之下太和三年（己酉、829）
唐纪六十 唐文宗太和三年（己酉，公元829年）
[1]春，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合兵掠贝州。
[1]春季，正月，亓志绍与成德兵联合掠夺贝州。
[2]义成行营兵三千人先屯齐州，使之禹城，中道溃叛；横海节度使李讨诛之。
[2]义成参予讨伐李同捷的行营兵三千人屯驻在齐州，后来奉命调防禹城，途中溃乱叛变，被新任横海节度使李诛杀。
[3]李听、史唐合兵击亓志绍，破之；志绍将其众五千奔镇州。
[3]李听和史唐率军联合进攻亓志绍，打败他的军队，亓志绍率五千人逃往镇州。
[4]李载义奏攻沧州长芦，拔之。
[4]李载义奏称攻占横海沧州长芦镇。
[5]甲辰，昭义奏亓志绍馀众万五千人诣本道降，置之洛州。
[5]甲辰（二十三日），昭义奏报：亓志绍余众一万五千人来本道请降，已安置在洛州。
[6]二月，横海节度使李帅诸道行营兵击李同捷，破之，进攻德州。
[6]二月，新任横海节度使李率诸道行营兵击败李同捷，接着，进攻德州。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勇敢，爱士卒；王智兴残虐，军中欲逐智兴而立雄，智兴知之，因雄立功，奏请除刺史。丙辰；以雄为壁州刺史。
[7]武宁捉生兵马使石雄作战勇敢，爱护士卒。节度使王智兴对部下残虐无道，军中打算驱逐王智兴，然后拥立石雄为节度使。王智兴得知，于是乘石雄在前线作战立功的机会，奏请朝廷任命他为刺史。丙辰（初六），朝廷任命石雄为壁州刺史。
[8]史宪诚闻沧景将平而惧，其子唐劝之入朝。丙寅，宪诚使唐奉表请入朝，且请以所管听命。
[8]史宪诚听说沧景（横海）即将平定的消息，十分恐惧。他的儿子史唐趁机劝他前往京城朝拜，归顺朝廷。丙寅（十六日），史宪诚让史唐携带上奏朝廷的表章前往长安，请求朝廷批准自己入朝参拜，同时，请求以自己管辖的魏博六州听从朝廷诏令。
[9]石雄既去武宁，王智兴悉杀军中与雄善者百余人。夏，四月，戊午，智兴奏雄摇动军情，请诛之。上知雄无罪，免死，长流白州。
[9]石雄离开武宁后，王智兴杀军中平日和石雄关系密切的将士一百多人。夏季，四月，戊午（初九），王智兴奏称，石雄煽动军情，请朝廷把他杀掉。文宗知道石雄被王智兴诬陷而无罪，于是，下令免死，流放到白州。
[10]戊辰，李载义奏攻沧州，破其罗城。李拔德州，城中将卒三千余人奔镇州。李同捷与书请降，并奏其书，谏义大夫柏耆受诏宣慰行营，好张大声势以威制诸将，诸将已恶之矣；及李同捷请降于，遣大将万洪代守沧州；耆疑同捷之诈，自将数百骑驰入沧州，以事诛洪，取同捷及其家属诣京师。乙亥，至将陵，或言王庭凑欲以奇兵篡同捷，乃斩同捷，传首，沧景悉平。
[10]戊辰（十九日），李载义奏报进攻李同捷的治所沧州，已攻破外城。李率军攻拔德州，城中将士三千人逃奔镇州。李同捷写书给李，请求投降。李把李同捷的降书一并上奏朝廷。这时，谏议大夫柏耆奉诏前来安抚行营将士，他好大张自己的声威，以威严钳制诸将，诸将已深恶痛绝。等到李同捷向李请降，李派遣大将万洪代理自己镇守沧州。柏耆怀疑李同捷请降有诈，于是，率几百名骑兵赴沧州，寻找借口诛杀万洪，然后，把李同捷和他的家属一并带往京城。乙亥（二十六日），柏耆走到德州将陵县，有人对他说，王庭凑策划出奇兵夺取李同捷。于是，柏耆斩李同捷，把他的首级送往京城。至此，沧景（横海）全部平定。
五月，庚寅，加李载义同平章事。诸道兵攻李同捷，三年，仅能下之，而柏耆径入城，取为己功，诸将疾之，争上表论列。辛卯，贬耆为循州司户。李寻薨。
五月，庚寅（十二日），唐文宗加封李载义同平章事的职务。朝廷征发诸道兵马围攻李同捷，用了三年之久，才迫使他投降。而柏耆径直进入沧州城，抓获李同捷作为自己的功劳。诸将都憎恨他，争相上奏予以抨击。辛卯（十三日），朝廷贬柏耆为循州司户。不久，李去世。
[11]壬寅，摄魏博副使史唐奏改名孝章。
[11]壬寅（二十四日），暂代魏博节度副使史唐奏称，改名为史孝章。
[12]六月，丙辰，诏：“镇州四面行营各归本道休息，但务保境，勿相往来；惟庭凑效顺，为达章表，余皆勿受。”
[12]六月，丙辰（初八），唐文宗下诏：“镇州（成德）四面行营各道兵马，各自返回本道休整，只求保卫边境安全，而不要互相有所往来，只有当王庭凑表示愿意归顺朝廷时，才可为他转达上奏朝廷的奏折，其余一概不要接受。”
[13]辛酉，以史宪诚为兼侍中、河中节度使；以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分相、卫、澶三州，以史孝章为节度使。
[13]辛酉（十三日），唐文宗任命魏博节度使史宪诚兼任侍中、河中节度使；任命义成节度使李听兼魏博节度使。同时下令把魏博管辖的相、卫、澶三州分割出来，任命史孝章为节度使。
[14]初，李闻柏耆杀万洪，大惊，疾遂剧。上曰：“若死，是耆杀之也！”癸酉，赐耆自尽。
[14]当初，李听到柏耆擅杀万洪的消息后，大为吃惊，病情更加严重。文宗得知后说：“李如果病死，就是柏耆把他害死的。”癸酉（二十五日），命柏耆自杀。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得王庭凑书，请纳景州；又奏亓志绍自缢。
[15]河东节度使李程奏称收到王庭凑给朝廷的书信，请求把景州交还朝廷。李程又奏报说，亓志绍已经自杀。
[16]上遣中使赐史宪诚旌节，癸酉，至魏州。时李听自贝州还军馆陶，迁延未进，宪诚竭府库以治行。甲戌，军乱，杀宪诚，奉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何进滔知留后。李听进至魏州，进滔拒之，不得入。秋，七月，进滔出兵击李听；听不为备，大败，溃走，昼夜兼行，趣浅口，失亡过半，辎重兵械尽弃之。昭义兵救之，听仅而得免，归于滑台。
[16]唐文宗派遣宦官授予史宪诚河中节度使的旌节。癸酉（二十五日），宦官抵达魏州。这时，李听率军从贝州返回，走到魏州以北的馆陶县时，犹豫而不再前进。史宪诚竭尽魏博库存的财物为自己治办行装。甲戌（二十六日），将士哗变，杀死史宪诚，拥立牙内都知兵马使、灵武人何进滔代理留后。李听率军抵达魏州城下，遭到何进滔的抵抗，不能入城。秋季，七月，何进滔出兵攻击李听，李听毫无准备，大败而逃，昼夜兼行，直奔馆陶县浅口镇，士卒损失逃亡过半，辎重兵器全都丢弃。昭义出兵救援，李听才得以逃免，回到义成的治所滑台。
河北久用兵，馈运不给，朝廷厌苦之。八月，壬子，以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复以相、卫、澶三州归之。
自从太和元年朝廷出兵讨伐横海李同捷以来，长期在河北地区用兵伐叛，军需运输一直难以为继，朝廷对此十分厌烦苦恼，不愿再生事端。于是，八月，壬子（初五），任命何进滔为魏博节度使，并将相、卫、澶三州重新归还魏博管辖。
[17]沧州承丧乱之余，骸骨蔽地，城空野旷，户口存者什无三四。癸丑，以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侑至镇，与士卒同甘苦，招抚百姓，劝之耕桑，流散者稍稍复业。先是，本军三万人皆仰给度支，侑至一年，租税自能赡其半；二年，请悉罢度支给赐；三年之后，户口滋殖，仓廪充盈。
[17]横海的治所沧州在经过多年战乱以后，骸骨遍地，城野空旷，户口流失，现存人口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三四。癸丑（初六），唐文宗任命卫尉卿殷侑为齐、德、沧、景节度使。殷侑赴任后，与士卒同甘共苦，招抚百姓，鼓励耕田植桑，流散的百姓渐渐回乡复业。此前，本军三万人的军需都由朝廷度支供给，殷侑任职一年后，依靠当地租税收入，已能供给一半军需；两年以后，全部自给，请求度支停止供给；三年以后，户口大大增加，仓库充盈。
[18]王庭凑因邻道微露请服之意；壬申，赦庭凑及将士，复其官爵。
[18]王庭凑通过邻近的藩镇透露出愿意归顺朝廷的意图。壬申（二十五日），唐文宗下诏，赦免王庭凑和成德将士的罪行，恢复他们的职务和爵位。
[19]征浙西观察使诗》曰：“勉勉我王，纲纪四方。”载义藩屏大臣，有功于国，无罪而志诚逐之，此天子所宜治也。若一无所问，因以其土田爵位授之，则是将帅之废置杀生皆出于士卒之手，天子虽在上，何为哉！国家之有方镇，岂专利其财赋而已乎！如僧孺之言，姑息偷安之术耳，岂宰相佐天子御天下之道哉！
臣 [16]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议者专事姑息，乃作书，名曰《罪言》，大略以为：“国家自天宝盗起，河北百余城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齐、梁、蔡被其风流，因亦为寇。未尝五年间不战，焦焦然七十余年矣。今上策莫如先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地势，不审攻守是也。”
[16]杜牧对河朔的幽州、成德、魏博三个藩镇割据跋扈和桀傲不驯而感到愤怒，而朝廷商议对策时，以姑息迁就作为唯一对策。于是，他撰写一篇文章，名叫《罪言》，大意认为：“国家从天宝末年安史之乱以后，对河朔三镇的一百多座城池，一直不能收复一尺一寸，人们看待那里，就好像是回鹘国、吐蕃国一样，没有人敢窥测并希望收复。淄青、宣武、淮西也受他们恶习的影响，对抗朝廷而割据叛乱。从那时到现在，兵慌马乱七十多年，没有哪五年之间不发生一次战争的。现在，朝廷要想收复河朔三镇，上策是首先整顿内部，中策不如首先出兵攻取魏博，最为下策的是轻率出兵讨伐，既不顾地势是否有利，也不慎重地制定攻守方略。”
又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以为：“国家始踵隋制，开十六卫，自今观之，设官言无谓者，其十六卫乎！本原事迹，其实天下之大命也。贞观中，内以十六卫蓄养武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储兵伍，有事则戎臣提兵居外，无事则放兵居内。其居内也，富贵恩泽以奉其身；所部之兵散舍诸府。上府不越千二百人，三时耕稼，一时治武，籍藏将府，伍散田亩，力解势破，人人自爱，虽有蚩尤为帅，亦不可使为乱耳。及其居外也，缘部之兵被檄乃来，斧钺在前，爵赏在后，飘暴交，岂暇异略！虽有蚩尤为帅，亦无能为叛也。自贞观至于开元百三十年间，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大圣人所以能柄统轻重，制鄣表里，圣算神术也。至于开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文胜矣，请罢府兵。’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强矣，请搏四夷。’于是府兵内铲，边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内无一人矣。尾大中乾，成燕偏重，而天下掀然，根萌烬然，七圣旰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观之，戎臣兵伍，岂可一日使出落铃键哉！然为国者不能无兵，居外则叛，居内则篡。使外不叛，内不篡，古今以还，法术最长，其置府立卫乎！近代以来，于其将也，弊复为甚，率皆市儿辈多赍金玉、负倚幽阴、折券交货所能致也；绝不识父兄礼义之教，复无慷慨感概之气。百城千里，一朝得之，其强杰愎勃者则挠削法制，不使缚己，斩族忠良，不使违己，力一势便，罔不为寇；其阴泥巧狡者，亦能家算口敛，委于邪幸，由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为别馆；或一夫不幸而寿，则戛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兵乱不息，齐人乾耗，靡不由是矣。呜呼！文皇帝十六卫之旨，其谁原而复之乎！”
杜牧又为府兵制的废除而感伤，于是，撰写《原十六卫》，认为：“国家在建国初沿袭隋朝的府兵制度，建置十六卫，统帅府兵。但就现今的制度而言，设官任职却毫无意义，不正是十六卫吗！就府兵制的本来意义说，其实，它是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本。贞观年间，唐太宗在朝廷设置十六卫，用来蓄养武将；各地设置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个，用来训练储备士卒。边防发生战争，则武将统兵出征；天下太平无事，则武将交出兵权，列居朝廷。武将列居朝廷时，国家授予他们的俸禄和官爵足以奉养家眷，他们统帅的兵马也就散归各折冲、果毅府。折冲、果毅府分为三等，上等不超过一千二百人，春、夏、秋三季士卒从事农耕，冬季进行训练。这样，士卒的兵籍由折冲、果毅府掌管，平时散居于农田之间，力量分散，必然人人珍重自爱。这时，即使让蚩尤当统帅，也不可能让他们跟随叛乱。武将统兵出征时，他们统辖的兵马根据朝廷的诏令征发而来，士卒一方面惧怕朝廷军法的惩罚，另一方面又受朝廷爵赏的激励，两方面相互制约影响，这时，即使蚩尤做统帅，也不可能率领他们叛乱。从贞观到开元的一百三十年间，武将士卒没有发生过叛乱，这正是大圣太宗能够恰当地运用皇权，平衡内外军事力量的轻重分布，使之相互制约，以至圣明地计划和神奇地指挥的结果。到了开元末年，愚腐的儒生们在给玄宗的奏章中说：‘现在天下太平，偃武修文，请求罢废府兵。’武将们的奏章说：‘现在国家兵强马壮，请求讨伐四周的夷族，开拓疆域。’于是，废除府兵，扩充边兵，朝廷的武将和士卒，都大批地奔赴边防，内地空无一兵。这样，导致尾大不掉，外重内轻的局面，安禄山因此而拥重兵于幽州。一旦他发动叛乱，朝廷无力讨伐，疲于奔命，从唐肃宗到敬宗，皇上个个为此而昼夜焦虑。这时，再想讨除却毫无可能了。由此可见，对于武将和士卒，岂能有一天让他们脱离朝廷的控制！然而，国家不能没有军队，而军队又最容易在出征时发动叛乱，在朝廷被人利用来篡夺皇位。如何防止这一点？从古到今，最好的办法，不正是建立府兵制吗！近年以来，朝廷任命节度使，弊端更为严重，无论是商人平民，只要用重金贿赂当权的宦官，就能得到委任。他们既不懂父兄孝悌的儒家伦理，又没有为国慷慨赴难的气概。一旦贿赂打通关节，拥有上百个城池，周长一千里的地方，立刻唾手而得。他们中间，那些桀傲不驯、刚愎自用的节将，肆意扰乱朝廷法制，为了自己不受任何约束，不惜残酷屠害忠正贤良的幕僚；为了不违背自己的意愿，随意称兵作乱，对抗朝廷。另有一些阴险狡诈的节将，则对百姓重税盘剥，然后，委任自己的亲信，用重金交结朝廷权贵。于是，他们的职务便不断升迁，或者由卿大夫而迁任国公，或者由一般的州郡迁升到重要的都市。他们在管辖的区域，俨然像住在自家的别墅一样逍遥自在。如果他们中有一人不幸而长寿不死，那么，百姓就会被任意宰割，毒害于天下。所以，我认为，天下至今战乱不息，百姓穷困潦倒，都是由于这个缘故。鸣呼！当年文皇帝设置府兵制的深远意义，现在究竟谁能真正理解并重新恢复呢！”
又作《战论》，以为：“河北视天下，犹珠玑也；天下视河北，犹四支也。河北气俗浑厚，果于战耕，加以土息健马，便于驰敌，是以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亦犹大农之家，不待珠玑然后以为富也。国家无河北，则精甲、锐卒、利刀、良弓、健马无有也，是一支，兵去矣。河东、盟津、滑台、大梁、彭城、东平，尽宿厚兵以塞虏冲，不可他使，是二支，兵去矣。六镇之师，厥数三亿，低首仰给，横拱不为，则沿淮已北，循河之南，东尽海，西叩洛，赤地尽取，才能应费，是三支，财去矣。咸阳西北，戎夷大屯，尽铲吴、越、荆、楚之饶以啖兵戍，是四支，财去矣。天下四支尽解，头腹兀然，其能以是久为安乎！今者诚能治其五败，则一战可定，四支可生。夫天下无事之时，殿寄大臣偷安奉私，战士离落，兵甲钝弊，是不搜练之过，其败一也。百人荷戈，仰食县官，则挟千夫之名，大将小裨，操其余赢，以虏壮为幸，以师老为娱，是执兵者常少，糜食常多，此不责实料食之过，其败二也。战小胜则张皇其功，奔走献状以邀上赏，或一日再赐，或一月累封，凯还未歌，书品已崇，爵命极矣，田宫广矣，金缯溢矣，子孙官矣，焉肯搜奇出死，勤于我矣！此厚赏之过，其败三也。多丧兵士，颠翻大都，则跳身而来，刺邦而去；回视刀锯，气色甚安，一岁未更，旋已立于坛墀之上矣，此轻罚之过，其败四也。大将兵柄不得专，恩臣、敕使迭来挥之，堂然将陈，殷然将鼓，一则曰必为偃月，一则曰必为鱼丽，三军万夫，环旋翔羊骇之间，虏骑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专任责成之过，其败五也。今者诚欲调持干戈，洒扫垢污，而乃踵前非，是不可为也。”
杜牧又撰写了《战论》一文，认为：“河北对于天下来说。就像珠宝一样重要；而天下对河北来说，就像人的四肢一样，相互联系而密不可分。河北人的风俗淳厚朴实，擅长作战和农耕，加上那里牧草茂盛，适合繁息战马，地势平坦，便于骑兵作战。所以，河北藩镇只要出征作战，往往大获全胜；而平时农耕，则富饶无比，不必贪图天下其他地方的物产，就可自给自足。这就像一个农家大户，虽无珠宝，但仍然富足。国家没有河北，就失去精良的盔甲、精锐的士卒、锋利的刀剑、优良的弓箭和矫健的马匹，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一肢，失去了兵力。国家在与河北邻接的河东、河阳、义成、宣武、武宁、天平六个藩镇中，屯防重兵，专门用来防遏河北藩镇的叛乱，而不能调作它用，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二肢，又失去了兵力。上述六个藩镇的兵力，总计三十万人，士卒无所作为，只待朝廷衣食供给。这样，从淮河以北，黄河以南，东到大海，西至洛阳，民脂民膏搜刮干净，也才勉强供给，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三肢，失去了财力。与此同时，国家在咸阳的西北边防，也同样屯守重兵，防备吐蕃的侵扰，吴、越、荆、楚等地的赋税，全都被调往供给军饷，对于国家来说，这是第四肢，又失去了财力。国家的四肢全被解除，仅仅留下头和身子，难道靠这两者还能继续维持生命吗？现在，如果朝廷能下决心根治五个方面的弊政，那么，必能一次出战而大获全胜，安定全国，重新恢复国家业已失去的四肢。当天下太平无事的时候，宰相大臣苟且偷安，贪求私利，而士卒流离失所，兵器朽钝。这是朝廷不重视军事训练的过失，也是导致官军出征败北的第一个原因；官军中一百个人作战，但领取军饷的花名册上却有一千个人的姓名，无论大将小将，都公然贪污军饷，吃士兵的空额。为了营私舞弊，他们总是为敌人的强大而高兴，而以官军的失败为娱乐。所以，现在军中真正能作战的士卒很少，而虚耗军饷的士卒却很多。这是朝廷不核实军饷供给情况的过失，也是导致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二个原因；军队出战稍获小胜便虚张声势，向朝廷奔走相告，虚报战功，请求厚赏。朝廷对将士有时一天之内再次颁赏，有时一月之间多次封爵。因而，官军尚未凯旋班师，而军将的官品已经很高，他们朝思暮想的高官厚禄和田地住宅、金银财宝，甚至子孙的官爵都得到满足，谁还再肯出生入死为朝廷效力！这是朝廷赏赐太滥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三条原因；军将出征失利后，死伤大批士卒，丢失重要的城市，但一旦逃回京城，却仅仅贬为州刺史了事。他们在国法军法面前，毫不在意，神色自若，不到一年半载，往往又官复原职。这是朝廷惩罚太轻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四条原因；军队出征时，大将不能集中兵权，朝廷出使前线的宦官和监军却来往指挥，有的亲自率领兵马，有的亲自擂鼓督战，有的说应当摆偃月阵，有的说应当布鱼丽阵，常常争吵不息。三军将士不知所措，往往在徘徊慌乱的时候，被敌军骑兵乘机冲击，大败而归。这是朝廷不能集中兵权的过失，也是军队出征败北的第五条原因。现在，如果朝廷想征调兵马洗刷过去的耻辱，但又仍然沿袭过去的这些弊政，那就如同南辕而北辙，根本不可能达到预期目的。”
又作《守论》，以为：“今之议者皆曰：夫倔强之徒，吾以良将劲兵为衔策，高位美爵充饱其肠，安而不挠，外而不拘，亦犹豢扰虎狼而不拂其心，则忿气不萌；此大历、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疾战，焚煎吾民，然后以为快也！愚曰：大历、贞元之间，适以此为祸也。当是之时，有城数十，千百卒夫，则朝廷别待之，贷以法度。于是阔视大言，自树一家，破制削法，角为尊奢，天子养威而不问，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录受之；觐聘不来，几杖扶之；逆息虏胤，皇子嫔之；装缘采饰，无不备之。是以地益广，兵益强，僭拟益甚，侈心益昌。于是土田名器，分划殆尽，而贼夫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号，或帝或王，盟诅自立，恬淡不畏，走兵四略以饱其志者也。是以赵、魏、燕、齐卓起大唱，梁、蔡、吴、蜀蹑而和之；其余混轩嚣，欲相效者，往往而是。运遭孝武，宵旰不忘，前英后杰，夕思朝议，故能大者诛锄，小者惠来。不然，周、秦之郊，几为犯猎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欲而不得则怒，怒则争乱随之，是以教笞于家，刑罚于国，征伐于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争也。大历、贞元之间，尽反此道，提区区之有而塞无涯之争，是以首尾指支，几不能相运掉也。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为经。愚见为盗者非止于河北而已，呜呼！大历、贞元守邦之术，永戒之哉！”
杜牧又撰写《守论》一文，认为：“现今上奏朝廷的官员都说：‘对藩镇骄横跋扈的武夫悍将，朝廷应当用精兵良将威慑他们，高官厚禄奉养他们，使他们既安心而不敢犯法，既有行动自由而不致于拘谨。就像驯养虎狼一样，只要不违背它们的天性，就不会咆哮伤人。这是代宗大历和德宗贞元年间朝廷安抚藩镇，保持国家稳定的基本方针。因此，又何必一定要通过战争来解决问题，使百姓受尽煎熬而后快呢！’我认为，大历、贞元年间，朝廷正是由于奉行这种方针而深受其害。当时，凡是管辖几十个城池，拥有几千个士卒的节将大吏，朝廷就对他们另眼相看，甚至不惜枉法而加以宽容。于是，这些人自命不凡，口出大言，培植私党而自成体系，违法乱纪而妄自称尊。天子顾忌自己的尊严，视而不问，有关部门为了保持安宁，也不加斥责，反而把高官厚禄无功授予他们。他们不主动来朝参拜皇上，朝廷反而赐给几杖，加以安慰。尤其是对长期割据的河北三镇，不加讨伐，反而把公主嫁给他们的子孙，嫁妆竭尽豪华，无所不备。朝廷对藩镇节将如此姑息迁就，所以，他们的领地日益广大，兵力日益强盛，专横跋扈日益严重，骄奢淫逸日益滋长，国家的土地和爵位、法制几乎都被他们分割破坏，但他们仍然贪心不足，认为没有达到目的。于是，公然超越自己应有的名份，李希烈、朱先后称帝，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相继称王。随后，互相结盟而独立，对朝廷毫无惧色，出兵四处侵掠以满足他们的贪欲。这样，由成德、魏博、幽州、淄青首先发难，宣武、淮西、浙西、西川随而响应叛乱，其余混水摸鱼，喧嚣钻营，企图效法的藩镇节将，处处都是。幸好宪宗励精图治，重用德才兼备的将相大臣，废寝忘食，朝夕商议平叛大计，所以能够诛除首恶，降服随从。不然的话，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一带，几乎也要遭到掠夺！人从生下来的一开始就有欲望，欲望得不到满足就会恼怒，恼怒则战乱纷争随之而来。所以，家庭必须有教育和惩罚，国家必须有法律和刑罚，天子治理国家，就应当征伐天下。这些措施和手段，都是为了制裁人类的欲望，阻止战乱纷争而产生的。然而，大历、贞元年间，朝廷完全背离了这些原则，幻想用朝廷有限的官爵去满足藩镇无限的欲望，遏止战乱纷争，结果，反受其害，几乎遭到灭顶之灾。现在，朝廷中一些人不仅不对此进行抨击，反而奉若经典。我认为这样下去，恐怕割据跋扈的藩镇就不仅仅限于河北了。鸣呼！朝廷在大历、贞元年间对藩镇姑息迁就的治国方针，应当永远引以为戒！”
又注《孙子》，为之序，以为：“兵者，刑也；刑者，政事也；为夫子之徒，实仲由、冉有之事也。不知自何代何人分为二道曰文、武，离而俱行，因使缙绅之士不敢言兵，或耻言之；苟有言者，世以为粗暴异人，人不比数。呜呼！亡失根本，斯最为甚！《礼》曰：‘四郊多垒，此卿大夫之辱也。’历观自古，树立其国，灭亡其国，未始不由兵也。主兵者必圣贤、材能、多闻博识之士乃能有功，议于廊庙之上，兵形已成，然后付之于将。汉祖言‘指踪者人也，获兔者犬也’，此其是也。彼为相者曰：‘兵非吾事，吾不当知。’君子曰：‘勿居其位可也！’”
杜牧又给《孙子》一书作注释，并撰写了序言，认为：“军队就是刑法，刑法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孔夫子的弟子中，只有仲由和冉有真正理解他的这种思想。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从什么人开始，把这本来同一的事物区分为文、武两个方面。于是，二者截然分离，并行不悖。文官不敢再谈论军事，甚至以谈论军事为耻，如果有人谈论，大家则把他视为粗人，不愿再和他接近。呜呼！现今朝廷最大的弊端，莫过于此！《礼记》中说：‘敌人包围都城，在四郊扎营结寨，这是卿大夫的耻辱。’古往今来，凡是创建一个国家，灭亡一个国家，没有不依仗军队而成功的。指挥军队的人，必须具备高度的智慧、优秀的品德、杰出的才能，并且博闻强识，才能在战争中运用自如，有所建树。所以，有关军事问题，首先应当在朝廷充分讨论，决定战略方针，然后再命将帅出征执行。这就像汉高祖说的那样‘牵狗的是人，而捉兔的是狗’。现在，有些宰相说：‘军事不关我的事，我不必懂得。’那么，君子就应当说：‘你不懂军事，就不要担任宰相！’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倚王守澄，权势熏灼，上深恶之。九月，丙寅，侍御史李款阁内奏弹注：“内通敕使，外连朝士，两地往来，卜射财贿，昼伏夜动，干窃化权，人不敢言，道路以目；请付法司。”旬日之间，章数十上。守澄匿注于右军，左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皆恶注。左军将李弘楚说元素曰：“郑注奸猾无双；卵不除，使成羽翼，必为国患。今因御史所劾匿军中，弘楚请以中尉意，诈为有疾，召使治之，来则中尉延与坐，弘楚侍侧，伺中尉举目，擒出杖杀之。中尉因见上叩头请罪，具言其奸，杨、王必助中尉进言。况中尉有翼戴之功，岂以除奸而获罪乎！”元素以为然，召之。注至，蠖屈鼠伏，佞辞泉涌；元素不觉执手款曲，谛听忘倦。弘楚伺再三，元素不顾，以金帛厚遗注而遣之。弘楚怒曰：“中尉失今日之断，必不免他日之祸矣！”因解军职去；顷之，疽发背卒。王涯之为相，注有力焉，且畏王守澄，遂寝李款之奏。守澄言注于上而释之；寻奏为侍御史，充右神策判官，朝野骇叹。
[17]前宁行军司马郑注依赖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权势熏天，唐文宗十分憎恨他。九月，丙寅（十三日），侍御史李款在紫宸殿弹劾郑注说：“郑注在宫中交结宦官，在南衙交结百官，两地往来奔走，收取贿赂，窥测动向，窃取大权，人们都敢怒而不敢言。请求朝廷批准把他交付御史台审查治罪。”在十多天的时间里，他接连几十次上书弹劾郑注。王守澄把郑注藏在右神策军中。左神策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也都憎恨郑注。这时，左神策军将李弘楚劝韦元素说：“郑注阴险狡诈，举世无双。如果不乘他尚在卵翼的时候及时除去，等到羽毛丰满时，必定成为国家的心腹大患。现在，他被侍御史李款弹劾，躲藏在右神策军中。我请求让我以您的名义去见他，借口说您身体有病，请他前来诊断。来后您请他坐下来谈话，我站在旁边侍候，看到您用眼睛向我示意，我就把他抓出去杀掉。然后，您面见皇上，叩头请罪，把他以往的罪行一一向皇上汇报。届时，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肯定会帮助您说话。况且您对皇上有拥立的功劳，怎么会因为除去一个奸人而被怪罪！”韦元素认为很有道理，就派李弘楚去召唤郑注。郑注来后，对韦元素点头哈腰，毕恭毕敬，接着，夸夸其谈，奸邪的言辞像泉水一样，源源不断。韦元素听得入了迷，不知不觉亲切地拉住他的手，聚精会神，不觉疲倦。李弘楚在旁边多次暗示韦元韦应该动手，韦元素根本不理。随后，赠送郑注大批金银钱帛，送他回去。李弘楚大怒，说：“您失去今天诛杀他的机会，将来必然难免遭受他的陷害。”于是，辞职而去。不久，背部长疮去世。当初王涯升任宰相时，郑注曾在幕后为他活动。这时，王涯惧怕王守澄的权势，因而把李款弹劾郑注的奏章压下来，不在朝廷讨论。王守澄又在文宗的面前为郑注辩护，于是，文宗赦免了郑注。不久，王守澄又奏请朝廷任命郑注为侍御史，充任右神策军判官。朝廷内外无不惊讶感叹。
[18]甲寅，以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8]甲寅（疑误），唐文宗任命前忠武节度使王智兴为河中节度使。
[19]群臣以上即位八年，未受尊号，冬，十二月，甲午，上尊号曰太和文武仁圣皇帝。会有五坊中使薛季棱自同、华还，言闾阎凋弊。上叹曰：“关中小稔，百姓尚尔，况江、淮比年大水，其人如何！吾无术以救之，敢崇虚名乎！”因以通天带赏季棱。群臣凡四上表，竟不受。